刘之协（5/9）
县，山高林密，形势险要，道路崎岖，一向是封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明中叶荆襄流民起义及明末农民大起义，在这一地区留下深远的
影响。清代中叶，这里又是以湖北、湖南丧失土地的农民为主的各省流民的重要集中地：“川
陕边微，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他们或成为垦荒的棚民，或充当山内手工场的雇工，或做搬运工人、绰夫等，依然遭到地主、官府等极其残酷的压迫、剥削，过着非人的生活，使这里成为一个阶级关系紧张的地区，引起收元教的注意。
在上述情况下，来到此地的收元教徒们关于求福避祸的宣传，以及随后逐步散播的“弥
勒转世，保辅牛八”这一披着宗教外衣的预言，深深地吸引着处于水深火热的广大群众，扩大组织的工作进行十分顺利，在短短两三年内，收元教已经成为三省边界广大地区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根据有关六省教案的史料，三省边界地区各州县被捕大批收元教徒，乾隆五十七年宋之清创立西天大乘教后入教，说明它的发展从这时起进入了新阶段。
在此前后，收元教等教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始考虑“起事”的问题。
嘉庆二年云阳县收元教首高幺贵被俘后追述：“五十八年九月，我到滔河见了萧贵，又到襄阳见了樊学鸣(萧、樊都是宋之清系统的收元教首)……樊学鸣当日咐过轻易不要动手，只等他的教内人到来才可起事的话”。
高幺贵的下列供词，说明他此后确是如此行动的：“襄阳一教原有三会……我是中会的”。“(嘉庆二年)六月里，知道襄阳教内的人来了，我就齐起人来，分作前，后、中、左、右五营，整顿军器，只等中会的人到来，就好一同行走”。“到初八日，有两起人陆续来……我见不是中会的人，没有同去。到十三日，有徒弟……回来报信，说齐二师娘(王聪儿)那一起人来了，要我去见他。我就……前去迎接”。可见宋之清等最迟在乾隆五十年秋就已考虑起义问题，并有进军四川的打算，而日后襄阳起义军的进入四川可能与此有关。
起义军领袖张正谟也说：“乾隆五十九年四月里，我拜房县的白培相为师。说山西平阳府乐阳县王家庄长春观有个李犬儿，是戊戌年生的，两手有日月两字，相貌异常，是军师，朱九桃是辅佐他的。那王家庄有大石一块，忽然进开，现出经文，有二日黑风起，吹死人民无数，白骨堆山，血流成海四句，众人若念熟了，就可免灾。李犬儿到辰年辰月辰日起事，大家须暗地制备刀枪火药，将来事成，定有好处。”
这个供词进一步反映，最迟在六省教案前的两个月，以白培相为首的湖北白莲教已定在辰年辰月辰日(即1796年，嘉庆元年)起义，并着手物质上的准备。这是从陕农民大起义的酝酿时期进入新阶段，以及这一时期的领导权开始由收元教等支派掌握的标志之一。从上述高名贵的供词看，宋之清等当时还未决定起义的具体日期。王应琥系的教首陈金玉在乾隆五十八年曾说：“将来到了下元甲子(即1804年，嘉庆九年)，百姓要水，火，风三灾，弥勒佛转世……要保护牛八起事”，多少透露出他们也曾决定起义日期。
白培相所说辅佐李犬儿的朱九桃，即天地会传说中的明朝后裔朱洪竹。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福建省晋江县破获陈滋等听从陈苏老等“暗设熬黥会……以熬黥
暗代天地”，复兴天地会的案件。上谕说：“陈苏老等供内，闻广东石城县高溪地方，洪三
房即朱九桃，亦有起会之事等语”。广东官员立即“驰赴石城县高溪寺地方，确查洪三房
朱红竹即朱九桃，如何立天地会，党伙若干……。”最后查无此人、此地。
朱红竹即朱洪竹，是天地会所假托的明朝后裔，见这一组织的抄本《西鲁序》：“小主朱红竹，崇祯皇李坤妃之孙”。最迟从乾隆末期起朱九桃之名已在南方各地传播。道光末年至
咸丰初年，湘南地区一支天地会的领袖邱昌道曾托名朱九涛起事，“自称太平王”。这个朱九涛有很大可能就是朱九桃。
以王应琥为首的收元教，在这方面更进了一步，他们“称弥勒佛转生张家；并捏(称)朱红桃之名”，“牛八即朱红桃”。朱红桃显然是朱九桃的改称，和上述“朱红竹即朱九桃”的情况相同。天地会传说中的明朝后裔竟然成了这支收元教的牛八。
王应琥住在“房县獐落河石岭地方”，白培相也在房县(宜都、枝江教徒曾将“教内众人
陆续凑得根基银三百两……赴房县交给白培相”)。但王应琥的收元教主要在湖北西北部的地区适动。所以或是当时天地会已扩展到房县一带，影响了这个地区的两个白莲教支派，或是白培相这一教派首先在湘鄂交界处接触到天地会，又影响了王应琥等人。
白培相、王应琥等如此作法，可能是为了更易“动众”，也可能是为了便于吸收一些天地会会员参加自己的教派，甚至有可能是为了团结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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