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之协（4/9）_盛世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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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之协（4/9）

。由此可知，王应琥一支也属于收元教系统。统治者指出它和西天大乘教“所诵灵文，经咒……虽有大同小异，其为一教无疑。”

收元教宋、王两支不仅同出一源，有些迹象表明，它们之间可能还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六

省教案中，王应琥系统的胡仲元说：“这教系襄阳居住之薛掌柜传下来，凡收得根基钱，王义(王应琥再传弟子)一层转送一层，交薛掌柜转送河南”。关于宋之清的结案书说：

宋之清……起意自行兴教……随有齐林，宋相、李成贵，张添美及在逃之薛国玺五人，俱拜

清为师……宋之妇因入教人多，时有送给根基、升丹银两，随举宋相、薛国玺在家管事”。

所谓襄阳的薛掌柜，很可能就是掌握宋之清收元教系统财权的薛国玺。由于宋之清的

地位、威信和力量都在王应琥之上，又是同一教派，因而后者将敛取教徒的部分银钱送交襄

阳，而“转送河南”，实际是掩人耳目的托词。这件事属于教内机密；六省教案中宋、王等教首均未供出，个别教徒如胡仲元虽有透露，但被审案的地方官吏忽略过去了。

混元教与收元教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宋之清乾隆四十七年参加三益教后，最初几年并未积极活动，收徒很少。乾隆五十四

年二月，“来向宋之清声称，老教主系河南鹿邑县刘松，充发甘肃隆德县，其子刘四儿乃系弥勒佛转世，将来保辅牛八，诱令宋之清随同往见刘松，并送给银两而回。复令宋之清零星帮给刘松银两”。

宋之清的叙述含糊不清，如结合其他有关史料，就可看出三阳和三益两个教派初期关系的轮廓。

宋之清在争教事件中，借口“刘四儿相貌平常，不是弥勒佛转世”，“并以从未将牛八与他看过，斥为虚词哄骗”，因而“又以李三瞎子为弥勒转世，李卯儿为牛祖”。也就是说，宋之清的三益教在争教前曾尊奉三阳教的弥勒佛(刘四儿)和牛八(王双喜)，后来才另立了本派的“弥勒佛”和“牛祖”。

宋之清拜宋文高为师，加入三益教后，如果始终以三益教的名义进行活动，那么在争教

事件发生后，也就没有必要“起意自行兴教，捏称弥勒转世，必须学习西天大乘教”了。事情与此相反，这就反映出他曾一度以三阳教的名义传教收徒，即清统治者所说，“缘刘松立教之始，与宋之清本合而为一”，所以争教才“与各立门户”。

刘松的供词还说，宋之清创立西天大乘教后，将教内尽行勾去。这句话很费解：各个教首分别秘密传徒，一个教首的弟子怎么可能被另一教首尽行勾去呢?

现在已知宋之清一度改用三甲教教名，问题就可得到解释。因为改名后，三益教就成为襄阳

地区三阳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争教事件发生，原属三益教的教徒全部转入西天大乘教，襄阳

地区三阳教的教徒所剩无几，自然是被宋之清将“教内之人尽行勾去”了。

所以能说服宋之清加入三阳教，是因为宋之清最初的师傅宋文高仅仅预言：“将来弥勒佛转世掌教。”

但总的说来，这一事件对双方教徒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影响不大。

大起义爆发后，混元教教首王廷诏与襄阳起义军的高成杰等“带了河南五六千人前来入

伙”加入襄阳起义。河南是混元教的发祥地，王廷诏就一直在“河南、湖北交界处”传教收徒，所以这五六千人当中应包括一部分混元教徒。王廷诏始终是起义军中地位最高的老师傅之一，在争取人心、鼓舞土气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威信很高。混元教另一教首刘楞也曾在起义军中进行宣传活动。这些事实说明，混元教的个别教首还在大起义前就已恢复了与收元教的合作，双方共同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对大起义作出了一定贡献。

附带指出混元和收元两个教派间的某些区别：

樊明德系统的混元教的发源地和传教中心在豫东，皖西，以后逐步向豫中和豫西南的南

阳、新野及鄂北襄阳一带发展；但收元则从豫西南传入鄂北，后分房县王应琥两只，主要在陕西省边界各县发展。混元教传习《混元点化经》(即《三阳了道经》)，收元教传习《太阳教》，没有触犯清王朝的词句(“《太阳经》一种，尚无违碍”)。此外在灵文合同，口诀、歌词及传教仪式等各个方面也迥然不同，本文限于篇幅，无法详述。

四、川楚陕农民大起义是由哪个教派组织的

乾隆五十七年争教事件开始，宋之清“起意自行兴教，捏称弥勒转世，必须学习西天大乘教，躲避灾难”，让弟子们“各自收徒，不拘何处，四季升丹，各出银钱，交伊收用”，扩大组织广收徒众。与此同时，王应琥等也开始大力发展组织。

收元教获得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宋之清等从乾隆五十七年起将活动的重点

放在鄂川陕三省边界地区。

鄂川陕三驾边界的南巴老林及附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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