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之协（6/9）
加入本教派的天地会会员。问题涉及清
代中期白莲教与天地会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讨。
白培相关于“是(李犬儿的)军师”的说法，很值得怀疑，因李犬儿经清王朝反复搜索，并无其人，不了了之。这是否因声望很高，因而白培相以此号召群众呢?上文已指出六省教案里在收元教中并不知名，由此推论，他在湖北地区其它教派中更不会
为人所知。有一种可能，即张正谟被捕后，经统治者严刑拷打，追问的下落，熬刑不
过，随口编造，先是说“是李犬儿的军师”，又讲“李犬儿是的外甥”，信口开
河，不足为凭。类似情况还可在一些被俘者的供词中看到，不再赘述。
当阳起义军领袖陈德本谈到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起义前夕，“襄阳老教头姚姓寄信
来说，来年，(1796年，即嘉庆元年)三月初十日是辰年辰月辰日，同教的人要收缘了，知会大家谋反，各造兵器”。“襄阳老教头姚姓”即姚之富，在六省教案后十分严峻的形势下，他已决定提前展开武装斗争，采用了白培相等提出的辰年辰月辰日起事的日期。
总之，以白培相为首的这个白莲教支派，首先提出辰午辰月辰月起义的主张，其后被其
他各支派所接受。又是这个支派首先开始了起义前的物质准备工作。而且如前所述，可能他还曾试图将天地会成员吸收进来，以增强抗清力量。可见这个白莲教支派在大起义的准备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遗憾的是现在还没有发现有关这个支派的名称及其他情况的材料。
混元教的情况这时却和收元教迥然不同。乾隆五十九年初，王怀玉巳决定返回皖西、豫东，另图发展，后因病不能启程，在六月间去世。“从前曾在樊城贸易，时常往来，本年(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内已回原籍”太和县，直到十月十五日从扶沟脱逃，他的行止绝无准备起义的迹象。遍查和脱逃一事有关的资料，没有片言只语足表明混元数派当时有起义的意图或行动。两个教派在起义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有可能是出现争教事件的又一重要原因。
由于收元教各支派从乾隆五十七年起，都在加速扩大组织，将武装起义捉上日程，进行各个方面的具体准备。所以虽在六省教案中遭到严重破坏，许多重要教首遇害，还是保留了
不少骨干和大量教徒，继续牺牲者的未竞之业，在嘉庆元年年初发动了震撼全国的大起义，
而他们也就成为起义军的领袖、将领和基本成员，其核心被称为“襄阳老教。”收元教撒遍
三省各州县的星星火种，终于燃起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焰。作为收元教首的宋之清，王应琥等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了，正是他们为这次大起义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所谓“数省之贼皆所传布”，白莲教支派混元教的传布，起了组织作用等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把起义军称为“混元教军”，理由也不充分。
五、在大起义期间有哪些活动
被清王朝认为是这次大起义的“首逆”和“渠魁”的，原来并没有参加起义的各种活动。统治者在的结案书中明确指出，起义军“滋扰数省，蔓延五年，抗拒官兵……
该逆犯……转在邓州、新野潜匿踪影”。嘉庆元年湖北战场的清军“总统”永保指出：“其一犯，屡次孥获贼匪，讯据供称，并未在此股贼内，及再三询问下落，不能指出确据”。嘉庆元、二年间被俘的襄阳起义军成员也都说“不知下落”时，从襄阳起义军中“逃出良民供称……并未在内，贼匪首曾差人各处寻觅，不知何处”。襄阳起义军著名领袖刘起荣嘉庆二年被俘后证实，“去年四月……曾叫货郎往河南找他()”，等等。对此，自供：大起义后“我想我若在贼营内去，怕打了败仗被官兵拿去，所以在新野、邓州闲散地方同教的人家藏躲，使人不能疑惑，几年隐姓埋名，不敢叫人知道”。为了个人安危，在大起义爆发后，竟然采取了置身事外无所作为的逃避态度。
襄阳起义军重要领导人张汉朝，起义时行将七十，烈士暮年，率领起义军与清军战斗
四年之久，直到战死沙场。其他和年龄相仿(刘在起义时五十五岁)，辈分相当的老教首，也是随队行军，进行领导(如姚之富，李全、孙赐俸等)，或在各支起义军中，以鼓舞土气(如王廷诏；刘楞等)，除刘楞的结局不明外，都战斗到最后一刻，和形成鲜明的对照。
对这次大起义所持的态度，在河南郏县混元教徒的武装起义中暴露无遗。
嘉庆五年六月，的徒弟李杰在郏县准备起事。刚到郏县，李杰“就同商量造反”。认为“人尚少，器械还不齐”，加以劝阻。李杰不听，后供说：“动手，实是我自己的主意”。可见这次小规模的起义也不是发动的。
郏县起义准备不足，发动仓卒，对清河南布政使马慧裕等组织的进攻束手无策，宝丰翟家集一战失败，李杰被俘。的暂缓起义的意见有其正确的一面。
关于起义军“俱树天王旗”，或在大起义中“被遥尊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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