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七章 奇葩的粤海关和一口通商（5/7）
黎家财产，按所欠各家洋商钱数分别归还。
三、英商洪任辉勾结内地奸民，屡次犯禁，情罪难以宽贷，理应判处流放。不过因为他是夷人，判处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后驱逐出境。
四、代为执笔的刘亚匾即行正法示众。
至于那位远在巴达维亚的林怀，乾隆的指示是让地方官查访其是否有在福建的家属。如果有，那就秘密锁拿，然后设法将其招回国治罪。
此案过后，为了防止类似事件重演，经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乾隆核准，清廷在当年十二月出台了《防范外夷规条》。
这份规定主要包括了五条内容，即禁止洋商在广州过冬；洋商在广州必须要住在行商提供的寓所，出了问题唯行商是问；禁止行商向洋商接待，不得私自雇佣仆役；禁止洋商雇人传递信息，一切必须经由行商；洋船在黄埔港的停泊处要安排官兵把守，以便随时弹压稽查。
至此，一口通商就成了满清的国策。不过这一政策只针对欧洲商船，东亚和南亚各国均不在此列。比如从暹罗和安南的商船依旧走廉州口岸，日本、琉球和吕宋的商船还是走宁波或者厦门口岸。
其实赵新他们顶着大阿依努王国的旗号和满清做生意，完全不必走广州，毕竟是东亚国家么，上海、宁波、厦门都行。只不过这货跟和珅谈判时总想着西方列强的路数，这才选择在广州开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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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做的没错。”听完刘铮的讲述，赵新给出了自己的结论。
话说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完全有权决定开放或者关闭哪些港口，参与贸易的外国商人也必须尊重和遵守。
后世很多人以为乾隆实行“一口通商”，是源自封建帝王的愚昧与狂妄自大。可在赵新看来，乾隆的做法还是出于对天主教的警惕。
别以为乾隆十二年的“福安教案”只是个例，事实上自康熙末年的“中西礼仪之争”后，天主教多明我会就以澳门为基地，开始向福安地区渗透。雍正元年，福安地区就查出有男女天主堂十五处，男女信徒数百人，甚至还收留幼女当修女。
自大航海时代开始，欧洲殖民者的一贯套路就是火枪和大炮开道，传教士拿着《圣经》搞文化渗透。杀光了所有敢抵抗的，再来跟你讲“上帝的子民热爱和平”。
要照后世某些人说的全面开放海禁，让西方人随意选择港口贸易，天主教势必会对内陆地区大规模渗透。以古代中国的政府管控能力和执行力，想实现对文化渗透的全面监控根本不可能。
赵新沉吟半晌，又问道：“你刚才说粤海关的附加税高，欧洲商人抗议是怎么回事？”
刘铮叹了口气道：“别看我顶着个大阿依努王国的旗号，可总还是中国人，这事我听了都觉得丢人！”
原来康熙时代解除禁海令后，为了扩大粤海关的贸易，当时的关税附加费被定的很少，吸引了很多洋商来广东贸易。要知道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的第一个商馆就设在了厦门，后来迁往广州也正是因为被低税费所吸引。
可到了雍正时代，随着粤海关监督的权力日渐增长，脱离了两广总督控制的粤海关开始各种巧立名目，附加税远远高于正项税，简单归纳起来就是“6 6 10 1950”。
“什么意思？”
刘铮掰着手指解释道：“第一个‘6’是关税的税率，也就是官方规定的，最高就是6%，低的有1%~2%；第二个‘6’是6%的附加税，包括了酬谢费、办事酬金等等；第三个‘10’是指10%的附加税，是粤海关发明出来的‘缴送费’；最后一个‘1950’是1950两白银，被称为‘规礼银’，无论船只的大小、货物的重量，全按一个价收取。”
“粤海关这么玩，就不怕雍正发现？”
“怕什么？早期的粤海关监督还是由两广总督兼任，后来干脆就被内务府包衣垄断。上缴的税款多了，雍正高兴还来不及。对洋商来说，想进广州贸易就得掏钱，即便入港的时候手头钱不够，不是还有行商帮着代缴么，等货物发卖完了再扣。”
“那洋商不抗议？”
“抗议管毛用！粤海关那帮孙子根本不直接和洋商接触，所有的事都是由行商承办，可行商在官府面前更是孙子，洋商一旦闹事，板子就要落在他们身上。那个法国人德吉涅告诉我，当初英国人之所以策划洪任辉的事，意图开通宁波港，主要还是被附加税逼疯了。事实上不仅是英国人，其他各国都被折磨的够呛。”
在刘铮接下来的讲述里，赵新了解到，1732年--也就是雍正十年，由英、荷、法、比利时、瑞典的商人共同向粤海关提交了一份联合声明，强烈要求免除6%关税以外的各项附加。然而粤海关方面仗着不许洋人进入内陆的禁令，只是收了呈词，就再无下文，让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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