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2节（2/3）
币制改革是从“一二八”会战后开始着手进行的。中日之战结束刚刚一个月不到，身兼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就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机会，那就是随着战后沪上经济的勃兴，内地银元正在不断涌入大上海。
他立即和孔祥熙联手操刀，一夜之间，把银两都改成了银元。
这就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的“废两改元”。
银两，那是用了几千年的好东西，可是不方便，有大有小，有重有轻，连成色都不一样，买个东西，还得请人鉴宝一样地鉴一下。
这样改过之后就好了，都变成了整齐划一的银元。
“废两改元”是第一步，事隔两年，便有了“法币改革”。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3日，宋孔两位“民国财神爷”再度携手，宣布要把全国的银元都收归国有，做为法定准备金，另外由中央控制的银行发行钞票（即法币）作为流通。
法币改革不仅成功地缓解了一年前美国转嫁给中国的那场“危机”，给当时的国内经济打了一针兴奋剂，同时也为抗战提供了一个便携式印钞机。
到抗战全面爆发后，那么多工厂需要内迁，那么多人口需要安置，都挤在巴掌大一块地方过日子，不全要钱吗。
钱从何来？
曰：中央四大银行。
银行的钱又从何来？
曰：多印票子。
因此有人评价说：如果中国没有35年的那场法币改革，根本打不了37年的抗战。
法币改革对于日本和中国的地方诸侯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震撼。
日本人原以为中国的法币改革搞不成，到半途就要演砸了，没想到推进速度既快又顺利，这让他们傻了眼。
土肥原便代表天津驻屯军直接向宋哲元打招呼，叫他不要把银元往南面运。
知道吗，这是要搞经济统一，钱被中央抓到手，你们这些地方老大从此将再无抗拒中央之可能，以后还混个屁啊。
要是你不采取办法，那我们日本就要动手了（“日本方面将以实力实现自己目的”）。
如此一来，日本人就成功地把自己和华北地方派系的利益绑在了一架马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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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1919:01:18
宋哲元一听有道理，他不愿轻易投日，但也决不允许自己从此被老蒋一把捏在手心里，因此断然拒绝了南京政府现银南运的要求。
看到宋哲元不肯交银子，韩复榘、商震紧随其后，也同样不肯把银元交出来，这让华北的法币改革犹如空中楼阁，无法落地。
土肥原感到，到这时候为止，“华北工作”的车轮总算开始有了要转动的迹像。
算算时间，离自己跟关东军司令部夸口的“11月中旬”也没几天了，如果再搞不定，牛皮就要吹破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11日，他又拿出一份新的“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宋哲元实行“自治”，连班子都安排好了：宋当“华北五省二市”的首领，他当总顾问。
跟这份方案放在一起的，是一份最后通谍。
土肥原对宋哲元说，你在9天之内，也就是11月20日之前，必须接受方案。
倘若牙缝崩出半个不字，你来看——关东军已经分头向山海关和古北口进发了，到时一定管杀不管埋。
土肥原在扔下这句狠话后，马上跟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联系，希望关东军能够用武力配合“华北工作”的进行。
南次郎随即调了一个独立混成旅团至山海关附近待命，并向参谋本部请示入关的命令。
在重压和利诱的双重作用之下，宋哲元的立场开始发生急剧动摇。
归根结底，现在的宋哲元与长城抗战初期时的宋哲元，在心态上已有了极大不同。他此时也和任何一个地方诸侯一样，成了货真价实的“藩王”。对于“藩”来说，夹在朝廷和倭夷之间求生存，自己能站住脚跟，谋到活路才是第一位的。
看透这一点，宋哲元的所有思想和行动就都可以理解了。
鬼使神差中，他向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五大发了一份电报。电报中说，我们国家的训政已经搞得差不多，现在可以实施宪政了（“目前切要之图，殆莫急于政权之开放”）。
所谓训政、宪政都是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面的说法。孙老爷子当初给革命画了张图，说我们要先通过打仗来平天下，这叫军政，然后以管理老百姓来安天下，称为训政，最后才是让老百姓自己来治天下，谓之宪政。
国民党二次北伐，把北洋政府给赶跑后，实施的就叫“训政”。这在胡适等人看来，实在糟糕透顶，他们不明白中间为什么要横插这么一杠子，国家直接进入宪政民主不是更好吗。
宋哲元的“宪政主张”大抵也是跟这些喜欢指点江山的文人学的。可是作为武人，他的目的却并不单纯，实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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