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精神故乡：大学、初恋与诗歌（4/7）
能力和身份，但也从而获得了更广泛的赞誉和友谊……
郭力家一一莽汉诗歌的东北特种兵。说起第三代或前卫诗歌，东北诗人中我最认这哥们。当年他拎着一把AK 47以《特种兵》和《第一滴血》杀入现代诗坛，打出连发的声响！现实生活中他的嘴也是半自动的，可以与他的诗媲美：话唠式的黑色幽默。我与他神交于1989年夏，因同一场暴雨而折戟，我最早跳入商海，他来蓝城找我仍然一副腰扎麻绳的山炮模样（说好听的是嬉皮士的打扮），而我那时已经西装革履，寄身于四星级酒店，一派雅皮士的?行。
多年后在帝都相见，他己投身出版界，游走于官方与二渠道之间，吃着体制的红利，满口的愤世嫉俗，属于典型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言行分裂者，是另一种风格的卡夫卡。时刻不忘喊着热爱东北，退休后却躲到西双版纳“养b晒d”，天天微信上发他那双高高在上的臭脚丫子，一阵阵发彪式的胡言乱语亦为诗……
直至大学毕业前的一个月，才写出像校园诗歌代表诗人伊甸和于坚那种大长句子的《男子汉宣言》，算是跟大学生诗歌的语言风格上刮上一点儿边。现在来回忆当时的情形，我真的不觉得自己是大学生诗歌中的一员。
上大学的时候，其实身体上性的意识已经开始萌动了。当时我觉得大学生诗歌的语言太唯美、阳光和清新，这种东西根本无法表达。大三大四接触到波特莱尔以丑学为代表的诗，包括我喜欢的印象派，尤其喜欢毕加索、达利和康定斯基的绘画，我觉得大学生诗派的语言个人生命本体的东西是有局限的，甚至很苍白，表达不了这种东西，或者是很多人不想表达这种东西，或者是不会表达。我想表达的这种生命觉醒的意识，很多词都是赤裸裸的，包括后来写了号称八十年代第一首性诗的《热带雨林》，实际上那时候根本没有性经验，但是写了一首完完整整的性的全过程的诗。后来发表在《现代诗报》上，浙江詹小林主编的，徐敬亚在《禁地的沉沦与超越》一文中评论过这首诗，说它是当代性意识的解放。
1985年学毕业后，为了纪念大学时代，我们五位同在长春上大学的诗友“苏历铭、包临轩、李梦、黄云鹤和我”策划和私自出版发行了第一本前铅印诗集《北方没有上帝》。后因所谓非法出版和自由化被封禁，我个人的职场生涯发生逆转，甚至影响了我一声的命运和轨迹。
特节选我2014年与苏历铭做的《最后一个年代一一关于诗与生命的对话》的相关章节辅以交待一一
《北方没有上帝》诗集的来龙去脉
苏：其实我们大学毕业前，我们开始商量长春的几位大学生诗人共同出一本诗集的事。记得1985年春节前，你从牡丹江乘坐八个小时的慢行绿皮火车来佳木斯，一起非常严肃地商议这本诗集应该怎么去编，一晃快三十年了。当时我们为这本诗歌合集商量出好几个名字，可是最后你操刀时为什么舍弃备选的书名，自作主张地把这本诗集命名为《北方没有上帝》呢？后来《北方没有上帝》出事了，被审查的时候我们单位负责的老太太专门质问我说，北方没有上帝，难道南方就有上帝吗！当然她完全是从非文学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但你突兀地用这个名字实际上跟我们那些诗是不匹配的。
朱：作为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人来说，我也是满怀一腔热情，觉得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宏伟大业之中，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骨子里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比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当然也包括理想主义，这种冲突的本身成为我叛逆的理由。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工商银行，整个组织体系等级森严，感觉与预想的反差特别大，特别失望，叛逆感就更强了。正好要出这本诗歌合集，我就把这种反叛和愤怒的情绪移植到这本诗集的名字上了。实际上就是说，这本诗集的这个名字呢，和整本诗集的内容是脱节的。
苏：实际上你是用这个书名来表达你个人内心的反叛意识，我在想，这本诗集在当时整个中国大学生诗人群体中是比较早的一本合集，很多同一时期写诗的诗人都记得这个诗集，实际上其中的诗歌作品是很不成熟的，然而我想说的是，这本诗集使你遭受到超出想象的打击和挫折，当时的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朱：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两点，第一个就是没想到一本诗集能引起有关方面这么大的关注；第二个就是有关领导说我不适合待在省行工作了，让我回原籍。我当时感觉就是蒙了，没想到一本诗集能惹这么大的祸，同时也产生了彻底的反叛情绪，觉得社会跟自己已经完全格格不入了。
苏：在那个年代，实际上因为诗歌写作和诗集出版遭受不公平待遇的诗人并不少，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份子，而你又是我们几个人当中承担更多责任的人，这件事应该是影响了你的前半生，否则坐在我对面的你可能就是一个金融精英或者是一个贪腐分子。这件事的最后结果是你回到了原籍牡丹江，那个时候想没想过从此不再写诗？
朱：没有，那时候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不干了！因为有个深圳特区，觉得那里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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