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三章:夜中闲谈(2)(1/2)
罗钦顺孝宗弘治六年举进士,廷试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在此期间,他广泛阅读了翰林院的藏书。弘治十五年,他被任命为南京国子监司业,任间,继续研究学问。武宗正德三年遭宦官刘瑾的排斥打击,被削职为民。正德五年刘瑾被诛,复职。后晋升为太常卿,南京吏部右侍郎,左侍郎。嘉靖元年升南京吏部尚书。后改礼部尚书,因父死,未就任。又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固辞不就,旋返回故里,里居二十余年,足不入城市,潜心格物致知之学。罗钦顺与王守仁为同时代之人,但他的思想是与王守仁对立的。在当时王学盛行的情况下,罗钦顺一方面批判王守仁的心学,另一方面又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批判的改造,从而创立了自己独具特点的气学思想。
罗钦顺生活的年代正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此时官僚兼并土地的现象严重,人民的负担极其沉重,面对民不聊生的悲惨图景,罗钦顺非常同情,他曾感叹道: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是五十者鲜不衣帛,七十者鲜不食肉也。今之槁项黄馘辈,岁得一布袍,朝夕得一盂蔬食,苟延残喘为幸已多,何衣帛食肉之敢望耶?少壮之民,窘于衣食者,十常 ,饥寒困苦之状,殆不可胜述。中间一二岁计粗给或稍有赢余,贪官污吏又从而侵削之,受役公门不过一再,而衣食之资有不荡然者鲜矣。此皆有目者之所共见,诚可哀也。仁人君子,能不思所以拯之之策耶?明代武宗统治时期,宦官刘瑾掌司礼监,除东厂与西厂这样的为皇权服务的特务机构外,刘瑾又增设内行厂,实行恐怖统治。当时明朝的政治比较黑暗。面对如此的政治,又目睹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罗钦顺提出均田平赋的主张。他在《送太守程君之任衢州序》中说:尝闻汉宣帝论及良二千石,首以政平为要,要之催科之政,惟平乃善。夫所谓平者,豪强不得以苟免,贫弱不至于见侵,惟正之供,取必以其时。夫有地数百里,民小大以数十万计,政事之当平者诚不少,乃若关于利害之大者,宜莫过于催科。催科之政平,则实惠及民,而国用常足,上下之情两得,为郡者庶无负矣。为改变政治黑暗和民不聊生的痛苦局面,罗钦顺提出摧科之政平的改革方案,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愿望根本无法实现。武宗以后,世宗即位,改元嘉靖,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并未得到缓解。
面对于此,罗钦顺希望幻灭,再也不提什么改良措施,只好埋头于学术思想的研究。
罗钦顺从小受理学教育,循循守规矩.幼年时他写的两句诗很能表明这种教育情况,不规规于事为之末,但勉勉于仁义之天。除理学外,他还读四书五经,后来走上科举道路。中举后,又用了十多年时间,钻研佛学,并接受了禅宗思想。他自叙说,他早年遇见了一位禅师,问如何才能成佛,禅师以佛在庭前柏树子等禅语为答。罗钦顺细心体会,有所悟。又读到禅家《证道歌》,觉得其中的内容和自己的思想很合拍,由此他相信了禅学。与王守仁一样,罗钦顺也曾出入佛道。但是,他为学的方法与目的却与王守仁不同,后来他能够对王守仁的心学进行深刻批判,与此有很大关系。
《明史·本传》说:钦顺为学,专力于穷理、存心、知性。初由释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四十岁以后,罗钦顺到南京任职。此时他开始仔细研读儒家和宋代理学的著作。经过深入地思考,他认为:“圣人可学,从而开始了对佛学的批判。
他说:后官南雍,圣贤之书未尝一日离手,潜玩久之,渐觉就实,始知前所见者,乃此心虚灵之妙,而非性之理。这就是说,他以前读禅书的体验只不过是主观的想象或幻觉,而不是深思熟虑,真正有所体会。
罗钦顺研究儒学和理学家的思想非常刻苦,经过多年的思考,他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这样追述自己的思想形成过程:自此研磨体认,日复一日,积数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见乎心性之真,而确乎有以自信。所谓“有自信”。这表明,罗钦顺不但不相信禅学,同时也不盲从程、朱理学,而是有了自己的独立思想和学说体系。由禅而儒,最后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罗钦顺的思想形成大致经过了这样三个阶段。
从罗钦顺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他接受了朱熹和张载的关于气的思想,在批判禅学的同时,也批判了王守仁的心学。因此,他的思想很有独到之处。
关于对佛教的批判,后人高樊龙评价道:先生于禅学,尤极探讨,发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对于王守仁心学的批判,他指出,心学同佛教禅宗有深刻的内在联系,象山之学,吾见得分明是禅。从源头便是佛氏本来面目。
罗钦顺对王守仁个人的学术思想也提出了批评,他说:仆与王、湛二子皆相知。盖尝深服其才,而不能不惜其学术之误。其所以安于禅学者,只为寻个理字不着。罗钦顺同王守仁的辩论一直进行到王守仁死后为止。但对王学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止。
罗钦顺同王守仁的辩论,是以维护朱熹理学的姿态出现的,他自命为程朱派。然而他的思想与朱熹并不完全相同。黄宗羲对此评论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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