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能员（1/3）
第八章能员
林知县常州林海！
这时，林海的资料浮现在朱棣的脑海里。
林海，字原古人一般都是双字，单字极为罕见，朱棣见少识寡，只知道屈原也是单字。林海是大地主的庶子，因师从法家而不屑于死读四书五经，因此没能考上功名。好在家族在当地颇有势力，一番运作之下，好歹成了一名吏员。在当地县衙任掾时，职内事务，处理快捷，深得知县的赏识，称赞他干练通敏，廉介无私。明太祖为保证封建官吏的铨选与任用，推行三途并用之策，明成祖遵行不悖。永乐元年时，林海吏期已满九年，按例应允给赴京考职。
明初当官主要有三种途径：进士监生当官，荐举当官，吏员当官。然而到了明朝中后期，荐举当官和吏员当官的路基本上被堵死，只剩下进士监生当官一种途径。
荐举当官的缺点是比较容易形成**。但朱棣规定了“首告无罪”制度，因此通过贿赂而获得“荐举”的难度大增。为了保证荐举制度有效，还可以规定被荐举者无能或犯法则荐举者连坐。当然，连坐的规定不能太苛刻汉武帝诏令郡国贡举贤才，由于选令过于苛刻，竟造成各郡未荐一人。可见，察举法规过严或过宽都不行。所以朱棣准备这样规定：被荐举而为官者，未曾升官前失职，则荐举者连坐；若被荐举者升官后失职，则考察提拔者连坐。这条规定容易导致被荐举者仕途艰难。但朱棣对此并不是很在乎。既要保留荐举这条路，又要尽量减少**，还要保证被荐举者仕途顺利世间哪有那么多十全十美的事？
相比之下，朱棣更反对吏员升官地路被堵死。
应当说，科举是一种非常成功的选拔制度，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甚至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但如果将科举考试神化，则又犯了绝对化的错误。
在朱棣看来。最佳的办法是以科举制度为主，然后将“荐举制度”以及“吏员考满迁转制度”作为有力补充。
吏员当官的正式说法应该是“吏员考满迁转制度”，是指吏员三年一考核，“一考满迁转”、“二考满办事”和“三考满出身”。也就是说，如果吏期任满九年，每次考核都能考满，那么这名吏员就获得了做官地资格。这种制度在明初执行得还不错。可惜在明代中后期，由于科举制的日臻完善，“吏员考满迁转制度”便逐渐名存实亡了。
吏“不入流”，由长官自己“辟召”，身份其实是民。也就是说，官僚都是“国家干部”，吏却只好算作“以工代干”。他们是官府中地“服役人员”，其身份与衙役（更夫、捕快、狱卒之类）并无区别。只不过更夫、捕快、狱卒或服劳役，或服兵役，胥吏则提供知识性服务而已。因此胥吏地位极低（常被呼为“狗吏”），待遇也极低（往往领不到薪水）。此外，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胥吏不能当御史。也不能考进士。
由于明朝吏员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而中后期又极难得以通过磨勘考满而出仕，这不仅埋没了大量人才，也造成吏员的腐化堕落对于断绝了升官希望的吏员来说，既然被剥夺了精神追求的权力，那也就唯有进行物质追求了。
别看理论上在处理国家事务和地方行政时是官领导吏，但由于吏比官更精通“业务”，因此吏总是很容易糊弄官。要知道，除非皇帝有明确的上谕，否则在处理“业务”时往往需要查案例。即过去处理这类事情的成案。以便援例办理。由于事情千差万别，不是一个成案可以解决。有的必须七弯八拐，援引很多成案才能解决一个问题。这些案例堆积如山，汗牛充栋，如非熟手，无异于大海捞针。官员们很少有人能够熟悉钻研“业务”，因此在行使职责时不得不听命于书吏。
此外，帝国地政策和法令往往都是些“原则性意见”，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写成的，因此是含糊其辞和语焉不详的，具体尺度全靠执行者掌握。官员们既然不懂行，则升迁的快慢，处分的轻重，赋税的多少，工程的增减，自然也就都由胥吏们说了算，或者被胥吏牵着鼻子走。所以，明末地顾炎武，便说当时的情况是“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清末的郭嵩焘，也说有清一代是“与胥吏共天下”。
坚持“吏员考满迁转制度”会带来两个明显的好处。一是可以让吏员拥有更高的精神追求目标，稍稍减轻一下吏员腐化堕落的程度。另一个好处则是曾经做过吏员地官不那么容易被手下的胥吏糊弄。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真实的情况不是吏怕官，而是官怕吏。
吏员不能成事，却能败事。所以，往往反倒是官员需要贿赂吏员。例如，兵部按军功任命官职，如果不给经办的吏员一些好处，他就会设法刁难。你非常正直，吏员会把记载你军功政绩的文件涂改几个关键字，然后给主管长官上报说：文件有涂改，按制度应当核对，以核对为名把你的升迁挂起来升迁这种事时间拖得过长，弄不好就会有什么变故而失去这次升迁的机会。所以，官员往往只能按惯例向经办的吏员行贿。待贿赂到手，该吏员便又对主管长官说：虽有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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