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上（2/3）
功之始，豫计未有之隙，早涂土以泯其迹，決之一言，而乱萌永塞，所贵于天子之有大臣者，唯此而已矣。事已舛，祸已生，始持正以争于后，则虽以身殉，国家不蒙其佑，奚足赖哉？
且夫逆贼有必亡之势，诸将有克敌之能，广平虽才让建宁，亦非深宫豢养无所识知者也。假元子之宠灵，为将士先，自可制贼之死命，无待建宁而始胜其任，长源知之审矣。
广平为帅，两京旋复，亦非拘名义以隳大功。知深虑远，与道相扶，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谓也。故曰必如是而后可以为天子大臣也。
五
借援夷狄，导之以蹂中国，因使乘以窃据，其为失策无疑也。然而有异焉者，情事殊，而祸之浅深亦别焉。
唐高祖知突厥之不可用，特以孤梁师都、刘武周之党，不得已从刘文静之策，而所借者仅五百骑，未尝假以破敌也，故乍屈而终伸。渭上之役，太宗能以数骑却之，突厥知我之疆而无可挟以逞也，故其祸尤轻。
石敬瑭妄干大位，甘心臣虏，以逞其欲，破灭后唐者，皆契丹之力也；受其册命，为附庸之天子，与宋之借金亡辽、借元亡金，胥仰鼻息于匪类，以分其濡沫，则役已操o之存亡生死而唯其吞吸者也，故其祸尤重。
肃宗用朔方之众以讨贼收京，乃唯恐不胜，使仆固怀恩请援回纥，因胁西域城郭诸国，征兵入助，而原野为之蹂践；读杜甫拟绝天骄、花门萧瑟之诗，其乱大防而虐生民，祸亦棘矣。
嗣是而连吐蕃以入寇，天子为之出奔，害几不救。然收京之役，回纥无血战之功，一皆郭汾阳之独力，唐固未尝全恃回纥，屈身割地以待命也。则愈于敬瑭远矣，有自立者存也。
夷考其时，西京被陷，而禄山留雒，不敢入关，孙孝哲、安守忠、李归仁、张通儒、田乾真之流，日夜纵酒宣淫而无战志，索民财，人皆怨愤，颙首以望王师，薛景仟破贼于扶风，京西之威已振，畿内豪杰杀贼应官兵者四起，肃宗既拥朔方之众，兼收河西、安西之旅，以临欲溃之贼，复何所藉于回纥而后敢东向哉？此其故有二，皆情势之穷，虑不能及于远大也。
其一，自天宝以来，边兵外疆，所可与幽、燕、河北并峙者，唯王忠嗣之在朔方耳。玄宗自削其辅，夺忠嗣而废之，奉忠嗣之余威收拾西陲者，哥舒翰也。
翰为禄山屈而称病闲居，朔方之势已不振，既且尽撤之以守潼关，而陷没于贼。郭、李虽分节鉞，兵备已枵，固罗叛归，又扼项背以掣东下之肘，故郭、李志虽坚，名虽盛，而军孤且弱，不足压贼势于未灰。
陈涛之败，继以清渠，不得专咎房琯而谓汾阳之所向无前也。推其致弱之繇，玄宗失计于前，肃宗不能遽振于后，积弱乍兴，不得不资回纥以壮士气而夺贼胆，其势然也。
其一，肃宗已至凤翔，诸军大集，李泌欲分安西、西域之兵并塞以取幽、燕，使其计行，则终唐之世，河北跋扈之祸永消；而肃宗不从，急用回纥疾收长安者，以居功固位不能稍待也。其言曰：“切于晨昏之恋，不能久待，”徒饰说耳。南内幽居，父几死于宦竖之手，犹曰功在社稷，晨昏之语，将谁欺乎？
盖其时上皇在蜀，人心犹戴故君，诸王分节制之命，玄宗且无固志，永王璘已有琅邪东渡之雄心矣。肃宗若无疾复西京之大勋，孤处西隅，与天下县隔，海岱、江淮、荆楚、三巴分峙而起，高材捷足，先收平贼之功，区区适长之名，未足以弹压天下也。故唯恐功不速收，而日暮倒行，屈媚回纥，纵其蹂践，但使奏效祟朝，奚遑他恤哉？決遣燉煌王以为质而受辱于虏帐，其情然也。
乃以势言之，朔方之军虽弱，贼亦散处而势分，统诸军向长安者凡十五万，回纥六千耳，卒之力战以破贼者，非回纥也，固愈于石敬瑭之全恃契丹，童贯、孟珙之仅随虏后也，故回纥弗敢睥睨而乘之以夺中国。
唯其情之已私，则奉回纥以制人，与高祖之假突厥而实不用者殊。是以原野受其荼毒，而仆固怀恩且挟之以入为寇难，非汾阳威信之能服疆夷，唐亦殆矣。
故用夷者，未有免于祸者，用之有重轻，而祸有深浅耳。推其本原，刘文静实为厉阶，仅免于危亡，且为愚夫取灭之嚆矢，不亦悲乎！
六
“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但言敬也，则以臣之事君者事父焉可矣。乃抑曰“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
爱同于母，奚徒道之必尽，抑亦志之必从，饮食男女，非所得闲也，岂容以事君者事父乎？
责难于君，敬之大者也；责善贼恩，伤爱之尤者也；至于此，则以臣之事君者事父，陷于不孝，以伤天性，辱死及身而不足以赎其愆矣。
均“事也，君父有过，臣谏之，则纳者十之三四也；虽不纳，而不施以刑杀者十之五六也；遇暴君而见戮见杀，十之一二耳，抑虽死而终不失其忠。
子则不然，子谏而父纳，自非至仁大圣，百不得一焉；况乎宠妾媚子，君所溺爱，位相逼，势相妨，情相夺，岂人子所能施其檠括乎？
申生以君安骊姬之故，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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