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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的诞生(3/3)

援款外,为帮助建立黄埔军校莫斯科出资20万中国元,为帮助稳定广州财政建立中央银行提供贷款1000万中国元。国民党人才得以在粤、滇、桂等诸多军阀虎视眈眈下,在广州牢牢地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孙中山对此看得十分清楚。在多年向列强求援失败之后,孙中山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真正援助他的国家,这无疑是他坚定地实行联合苏联政策的关键所在。然而****及其青年团在人数上虽远不及国民党,其组织内聚力却相当强,在国民党内很快形成一种反客为主的态势。国民党人渐渐感到,“所谓两党合作,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分子的个体与**整个的团体的联络,所谓国民党容纳**,事实上变为国民党分子不是为**所溶化,便是受**所包围。”被****视为国民党左派的甘乃光谈到,由于****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的运用,国民党内的纯粹党员因松弛散漫而无法与之抗衡,其结果,“则我们常常国民党容纳**分子,恐怕在事实上是**容纳国民党分子了”。随着国民党左派青年大批被吸纳进**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国民党人感到国共合作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一方面,****训令其新党员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青年却不断涌入**,“本党容纳**的政策,仿佛变为**容纳国民党的政策了!”到国共合作后期,这种慨叹在国民党内几乎成了一种共鸣。《现代青年》有这样写道:“容共政策,年来所得的结果怎样呢?在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内来,我敢老实不客气地,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容国’了,试看国民党青年,革命性丰富一点的,因为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不严之故,无人指挥,欲工作而无从,最容易被人拉入**,那国民党已经成了入**的桥梁。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1925年1月,****“四大”通过《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对秘密党团活动有明确要求:“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此种团体应与sy同志合组之,按其性质隶属于各级执行委员会。”这种一党内的另一党的党团活动,与孙中山所设想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在国民党内活动的初衷,显然背道而驰了。但最让国民党人恐惧的,还不是党团活动本身,因为国民党其实也可以搞党团活动,邹鲁当年就曾试验过。真正的危险在于:****的党团活动完全是秘密进行的,**人知道谁是纯粹的国民党人,国民党人却无法获知谁是跨党的**人。这种恐惧感,使得蒋介石在1926年5月了这样一段话:“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这种秘密性,让许多国民党人产生了一种“国民党党务,**员可以操纵,而**党务,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的危机感——****对国民党的家底一目了然;国民党却对自己组织里有多少**员完全没有概念,更无从知晓自己哪些基层党组织乃至中高层党组织已经完全被****控制。这种秘密性,既是“清党”运动最终严重扩大化的缘故;也是****日后在秘密战线上完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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