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倾盲动（2/2）
左”倾观点，认为蒋介石的叛变就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汪精卫的叛变就是资产阶级的叛变，因而提出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还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资产阶级。会议不承认革命形势处于低潮，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会议据此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要求农村暴动同城市暴动相结合，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以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会议还规定了一系列过左的政策，如主张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企业，“工厂归工人管”，要求在农民暴动时“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等等。根据罗米那兹的提议，会议对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所遭受的失败和挫折不作具体分析，片面地指责起义领导人“犹豫动摇”、“违背中央政策”和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并决定给予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领导人及有关省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谭平山、******、彭公达等以不同的政治纪律处分。从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开始在各地贯彻执行。一些地区发生强迫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盲目烧杀等情况，使**在这些地区一度严重脱离群众。农村的武装起义只有少数取得一定的胜利，多数没有成功，或者根本没有发动起来。武汉、长沙、上海等大城市中少数工人和积极分子举行的罢工，也很快被镇压下去。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12月下旬，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鉴于各地总暴动难以发动，便连续发出通知，指示一些地区如果条件不具备，就不要号召立刻暴动，并决定停止原计划的湖南、湖北年关暴动，从而避免了一些损失，对纠正盲动错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时****中央还没有从指导思想和总策略上认清“左”倾错误，也就不可能彻底地纠正带全局性的盲动错误。而且对原本发展势头很不错的一些基础性工作造成极大地破坏。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发生于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时期。究其原因，是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愤怒，党内普遍存在着一种急躁拼命情绪。同时，一些犯过右倾错误的人，怕重犯右倾错误，认为“左”比右好，从而为“左”倾错误的发展提供了温床。这时，党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各种迫切问题还不可能都作出正确的分析，找出解决的办法，并且缺乏党内斗争的经验，不懂得在反右的同时必须防“左”。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对这次“左”倾错误的出现负有重要责任，他是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以及其他“左”倾政策的主要提出者和推行者。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对这次“左”倾错误也负有直接的责任。1928年2月下旬，在有中国**代表参加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上，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基本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批评了罗米那兹所谓“不断革命”的错误观点。同年4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决议案的通告，承认中国**内存在着“左”倾盲动错误，并指出争取群众、建立城乡群众组织、巩固与健全党的组织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至此，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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