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三十九章 税改风波（五）（2/3）
在经济地位上，他们也享有优免权。与贵族优免不同的是，他们是论品定额优免。明代官绅优免制度日趋完备。洪武年间规定，现任官员之家“悉免其徭役”；致仕官员“复其家，终身无所与”；生员除本身免役外。户内优免二丁。中叶以后，发展为“论品免粮”或“论品免田”。以万历三十化教育。控制舆论的基础也快要没有了。一旦普及了强制义务教育。随便找一个人都是识文断字的，能写会算，他们所谓的读书人的优越性。上哪里去找？
顾不得看他们涕泪横流的在地上撒泼打滚的折腾，人们拥挤在桌案前，或者是围着自己熟悉的那十五个人之中与自己情形类似的，或是挤到工作队员面前面红耳赤的与周围的人争吵着讲述着自己的情形，希望能够从这里得到一个权威的答复。
原本是给南粤军找别扭闹交农的集会，转眼间变成了南粤军新税收制度的宣讲推介会。
不过，另有一群人拉住刚刚从县城里走出来的洪易林的手，他们有自己的问题要问。
“洪哥，我们家祖上流传下来的土地，前些年因为钱粮税赋太重，被我家老子投献给了那位，”有人指着哭得满脸皱纹里都是鼻涕眼泪的一个秀才，语气之中满是鄙夷，“白白的缴了他十几年的钱粮，本来是俺家的土地，凭啥给他交钱粮啊？”
“就是！我们就是想问问，这投献的土地，该怎么算？！”
“我们的祖产，能拿回来不能？”
这些人占据了来交农的人数之中的很大一部分。从明中期以来，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如果是单纯的购买土地倒也罢了，关键是大批的土地都是通过这种形式和通过赐田制度赏赐的所谓公田逐渐的集中到了一少部分人手中。
这里面不光是有跟着朱家父子两代人打天下的勋贵们，还有各地的官员和仕绅。可以说，到了明后期，明朝廷财政制度崩溃，与这种情况有着很大的关系。
从成化至正德间，所谓的赐田这种明火执仗的抢劫民间土地的行为便进入了一个高峰，成化、弘治间，请赐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德王朱见潾就藩济南，先后准其所请，赐与山东寿张等县田地四千一百千顷，广平清河县田地七百余顷以及山东白云湖、景阳湖、广平湖之地，又赐新城、博兴、高苑三县水淀芦荡并“闲地”四百余顷。吉王朱见浚就藩长沙、拨给长沙化史上留下大名的董其昌官至礼部尚书，也在松江老家“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游船百艘，投靠居其大半；收纳叛主之奴，而世业遭其籍没”。“投靠”、“籍没”者，即是投献。以至于松江府有民谣说：“若要苏民康，先杀董其昌！”
此时在常熟家中致仕闲居的水太冷钱谦益号称是东林领袖，素称名士，但在掠夺土地上也是追随着先贤的脚步，“居乡亦纵令豪奴，或投献钉封，或假令图诈”。通过各种巧取豪夺的手段来夺取土地。
大明的南七北六十三省。抛去土司辖区。军屯、勋贵、官绅的土地之外，还有多少自耕农？更何况，旁边还有一条鞭法在推波助澜？
官豪势要控制的土地、人口越多，国家控制的越少。而朝廷征派的税粮、差徭不仅不因此而减少。反而日益增加。这样。权贵们纳献的土地和人口原来向国家所承担的封建义务，就被转嫁给了现存的尚未被投献的农民身上，从而大大加重了他们的负担量。
按照马老爷子的学说。这的做法不仅加剧了明中叶以后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同时也加深了拥有政治身份的地主与普通庶民地主之间的矛盾，因为，庶民地主虽然要靠从佃农身上收取田租进行剥削的一面，但也有受身份地主欺凌的一面，有时，他们也难以逃脱投献的厄运。
对土地和人丁失去控制，也就丧失了赋税和劳力的来源，造成财政危机。张居正所云“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是明后期经济状况的真实写照。（哦，张居正也好意思这么说？他不也是充分利用了制度的漏洞来给自己谋取利益？）
于是乎，在不断增加的破产农民队伍里，出现几个李自成张献忠也就不足为奇了。
“两广凡投献之土地，与列祖列宗之制度不合者，允许原有土地主人无偿领回耕种。被投献之缙绅不得阻拦。”
“百姓取回投献之土地，须有原土地之产业凭证，并有同村邻里十五户以上之人作保，方可取回。无凭证或凭证遗失者，须有三十户以上之人作保方可取回。”
守汉的条文中关于农民对于投献土地的处理意见是这么写的。
听的了洪易林用广东官话念了一遍，又用东莞方言解释了一遍，在场的这些投献了自己土地的农民，纷纷跪倒在地，遥望着广州方向，叩首不已。
“伯爷，大恩人啊！”
“伯爷长命百岁，子孙富贵绵延！”
“大明皇帝万万岁！”
人们的欢呼声，伴随着那些家中有投献土地和所谓家奴的生员的哭号声响彻云霄。
守汉的这个做法，无疑是将他们视为自己财产的那些土地、人口夺走。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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