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_初探(5)(2/3)
了,我用的石头,这就是弄瓦和弄玉的差别,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文人治印用寿山石、田黄石的越来越多了,弄到后来,那个爱玩爱奢侈的乾隆也喜欢用田黄石治印,他一生前前后后给自己弄出了近千枚各类印章,当然,这都不算是正式的玉玺,不过是给乾隆平时玩的。
在那个年代,文人搞出来的印章也不是在正式公文上用的,多用于书画往来上的落款,在格式上也特别规避正式官印上常用的“九叠篆”,这也是为什么当年吴昌硕等金石大家组成的西冷印社很少用九叠篆体治印的原因,直到后来,清朝灭亡民国建立,才有少数作品使用九叠篆体治印,至今,能熟练使用九叠篆的治印大师也不算多,一来是九叠篆体很难认,二来是过于呆板,很难创新。
如果说谁拿着一幅清代早期的书画来给你看,那上面的盖印有用九叠篆的,那肯定是假的,除非那上面的盖印是宫里的官印,否则,在那年代是不可能有谁胆敢用九叠篆来给自己治印的,即便是皇帝的闲章、书章等也是不用九叠篆体。
按照清代官制,内阁六部,大将军,翰林院、理藩院等衙门使用的印信用银制作,其余地方官吏衙门使用的就是铜印,而屑末小吏们用的材料就是木头的。
在清代,官印是一任性使用,这是个啥意思呢?当某某人被委任某个县令,于是,伴随公文签发的还有一颗由吏部制印局铸造的铜印,铜印上是满汉双文。
铜印上的文字其实很简单,就是“某某县印”,而这枚铜印刚刚铸造出来的时候是留有四个“脚”的,其实就是在铸造时可以留下来的排气管上的残留物,这些残留物在浇铸其它铜器的时候也都有,但是,工匠会在交出成品之前将铜器上的残留物给清除掉,并打磨光滑,可是对于铜印却是不那么做,整个铜印的主要部分都打磨光滑,唯独四角上多出来的东西是不动的,必须保留原样。
当新印从铸造局转到吏部的时候,会当面磨去一脚,以示新印从未使用过。吏部将新印转发到下面的督抚衙门的时候,也是一样,当面磨掉一个脚,再从督抚衙门向下转到府衙或者是布政使司衙门时,还是得磨掉一个脚,最后是承领官接手,磨掉最后一个脚,这在当时叫“磨脚开印”,目的就是防止中间有人私自盖印。由于一任官一颗印,卸任的时候,这颗印必须要在四个月内回缴,在回缴的时候同样是要磨脚,只不过这次是真的磨掉方形铜印的一个角了,层层上缴,最后那颗铜印就成了八角形的了,任何人拿去也没用了,这叫“截角缴销”。
在清代,使用官方印信是非常严格的,督抚、藩、臬等大员,都配有监印官,文书上如果需要用印,必须要盖上监印官的官衔名戳。道府以下官员,虽然较为宽松,但也必须是在佐贰官的监督下方能用印。啥叫佐贰官?就是衙门里的副职官员,比如,府里的同知、通判,县里的县丞、主簿等。
正因为这一套制度的严苛,所以,流传到今天,真正的清代官印非常少,能够看到的都属珍品,如果满大街地摊上有人兜售,只要留心去观察,看看其四角上的痕迹就可以断出真伪,还有就是铜印上的字体,凡是用楷书隶书等常见字体的都不可能是真的,使用九叠篆体制作官印可是从唐代就开始了,直到晚清都没变,而九叠篆的雕刻可不是一般人能随意仿的出来的,只要留心很容易鉴别。
李凡带着学生与当地人员一起清理捞起来的沉船,对这个成绩李凡其实是不满意的,三公里仅仅找到一艘沉船,这似乎有些不合理,可是这三公里李凡可是亲自下去一寸寸的查过的,除了这艘沉船外,能够看到的只有一些古代的铁器,捞上来看过,不过是一些古代的船锚和一些农具,对此,李凡经过深思后再在电脑上做了一些推演,他才知道,能捞上这一艘沉船应该算是一种侥幸。
古代的船大多是木质的,本身木船是不可能完全沉没的,一条小木船,即便是把船舱里灌满了水,那船也不会沉下去,会若隐若现的漂浮在水面上,这与进入二十世纪后的铁船是完全不同的。同理,在欧洲大航海时代,许多帆船也沉没在大西洋里,可是真正去探查时,却是很少碰到,因为木船是不可能沉入海底的。
当年,鸦片战争的时候,英法两国船坚炮利的打过来,其实用的还是木质船,真正的铁船时代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四十年,从最早的普通铁到后来的钢质船用了三十多年时间,所以说,当年清庭是很**的,大家都是木船,都有火炮,偏说什么红毛鬼船坚炮利,丧权辱国。到了甲午海战的时候,世界上已经全是钢船了。
那木船在什么情况下会沉没到水底呢?只有在满载的情况下,而李凡他们打捞起来的那条木船很有可能在当时装了很重的货物,沉入水底后又被淤泥掩盖,这才保留至今天,否则,那木船是没有可能沉入水底的。想明白了这一层,李凡就开始推测,是装载什么货物才能使木船下沉到水底?如果说是粮食等农作物,这是不可能的,农作物是比水沉,可是与水的比重差距很有限,而且,一旦沉入水里,作为粮食最大的可能不说下沉而是会漂浮起来,李凡思来想去,又联想到那颗县令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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