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三十三章 台上台下剧中人（1/4）
当晚赵新便从刘铮那里得知了与周卫国的谈话，对于德利的观点深以为然。
在他看来，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公民”的概念；有国人、子民、臣民、黎民、草民、小民、顺民和逆民，但就是没有公民。
“公民”从来都不是个天经地义或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产物，如果某个人非要说古代中国老百姓只有获得公民权才能真正获得公正，群体意识才能觉醒，那只能说这人的脑袋被门挤了。
事实上有没有“公民”概念，从来都不会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上发生什么意义重大的变化。一个没用的概念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即便偶然出现也会被迅速摒弃。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中国从来都没有什么城邦共同体，有的只是“村落共同体”。“公民”这一词只是欧洲人自己的地方性概念，是地中海那些鼻屎大国家的城邦制产物，根本不适用于地域广大的农耕文明。别说古代中国了，新月国家也都没这个概念。
把历史上政体制度的一些实践问题简单归结于某个“有还是没有”上，逻辑很荒谬。周卫国的公民权设想纯属扯淡，他根本不了解这个时代的农民，同时把传统社会里农民的政治意识想简单了。
这些年赵新通过频繁的北海镇治下的士兵和农民沟通、访谈，他最终认识到，传统社会农民的政治意识仅涵盖了三个方面：家国、机会、均平。
农民眼中的家国，说白了就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换言之，只要生活太平，没有灾荒动荡，没有苛捐暴政，谁当家都一样。
别看北海镇搞了多年深入社区的宣传教育，可除了那些读了几年书的孩子，其他人对专制还是民主依旧毫无兴趣，他们就认一点，不管哪国哪朝哪代，是有姓氏的。
他们朴素的认为，吉林城以南是乾隆老佛爷的，北海镇是老赵家的。两边掐架打仗，谁争到了就归谁所有，谁当家就给谁交粮纳赋，天经地义。
再说机会，其实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别以为目不识丁的老农民就没野心，中国历史上典型案例太多了。多少在穷乡避壤间“建国”的创业者们，死到临头还称“朕”不止。
最后就是均平。
农民心目中的“均平”可不只是财货均分，它还包括了劳而有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差序和谐、尚同一义、互助和睦。
在之后的几天里，闭门会开的顺风顺水，纲领性文件、国号、纪年这种让人觉得既严肃又乏味的事随着众人的一次次举手签字，分别逐一通过。之后经于德利和陈青松提议，本时空东方第一个近现代性质的政党也随之产生，在座的21名正式与会者都成了第一批有党派人士，而列席的那八个也都成了预备人士。
共和中国，这个被赵新最初用来糊弄法国人的名字，被确定为国号。从某种方面来说，这也是为了淡化赵新那个惹出一堆麻烦的“明宗室后裔”，历法上更是采用了轩辕纪年。
其实“中国”这个名词最早在西周初年就已经出现，最早指的是成周地区。有据可查的，还要数收录在《史记》中的那封冒顿单于写给吕后的外交文书，也叫“嫚书之耻”。
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回到清朝，在康熙时代的《尼布楚条约》拉丁文版本里，从头到尾都没写什么“大清国”、“清帝国”之类的，而是用了“inarum”一词，意为“中国的”。
而康熙本人则被写作“ancti inarum meratoris”，即“神圣的中国皇帝”。
到了雍正时期，《恰克图界约》、《布连斯奇约》、《阿巴哈依图约》、《色楞额约》，以及乾隆三十三年签订的《修改恰克图约》、《恰克图市约》里，用的也都是“inarum”。
这个词后来演化成了“ino”，直到二十一世纪还在大量使用。比如inoec--中石化，inotrans--中外运，inotruk--中国重汽，等等。
在对满清的军事部署上，北海镇将在未来三年彻底推翻满清统治的战略目标被确定。北海军参谋部计划在1793年黑龙江冰化后发动对墨尔根和齐齐哈尔的攻势，一举解决盘踞在那里的清军，打通喀尔喀和北海镇东西方向的联系；之后会在瑚尔哈河冰化后出兵吉林乌拉，并争取用半年的时间占领山海关以北全境。
会议进行到第四天的时候，大多数参会者就已经被煎熬的受不了了，心里都想着赶紧开完拉倒。虽说确定政体，明确屁股坐在哪一边很重要，但这毕竟不是正式的建国会议。
众人一致同意，在未来一年半内，民政和宣教系统将从不同阶级民众中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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