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文字狱的真相（3/4）
的内容，诸如金川用兵、冤杀张广泗、南巡劳民伤财、皇后早逝中宫常空……共罗列了“五不可解和十大过”。
问题大条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关于许多已故大臣的流言，而是啪啪的打现任皇帝的脸。
要知道古代社会文书传递和处理的制度与统治权力息息相关。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要是连事关皇帝的流言都控制不住，那可是危及江山社稷的大事。
顺带说一句，这份伪奏折的原文在后世已不可查，因其内容直斥皇帝，言辞猛烈，被严禁留存，结案后所有传抄一律收缴销毁，即便是私人的野史笔记对此也是讳莫如深，后世研究者只能从当时地方官的奏折和乾隆的朱批谕旨中推测出大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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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异的还远不止于此。
伪奏稿在乾隆三年到十六年的这段时间里，一直在江西、江苏、浙江、直隶、山东等地传播，但是上述这些省的督抚竟没一个上报的。反而是地处偏远的云贵总督硕色，发现贵州有人在传抄，于是立刻上报，由此也开始了一场波及全国的“伪奏稿案”查办风波。
接到密报乾隆自然是震怒，在大张旗鼓查办的同时，他开始逐个敲打那些不称职的封疆大吏，同时也对各省的文教吏治有了戒心，并决定着手整顿官场，以稳固统治的基石。
对他而言，伪奏稿案的真正主题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奏稿内容的作者是谁，而是人心风俗和吏治，是对中下层官员和士绅阶层的控制。
结果查来查去，最大的问题就出在江南。
当时江南地区的案件查办是由两江总督尹继善亲自坐镇，之后乾隆又派出了军机大臣舒赫德协办，然而江南官场如同一潭泥沼，大量中下层官吏都参与了传抄，越查人越多。几个月下来，主犯到底是谁愣是没搞清。
到了乾隆十七年十一月，随着大量中下层官吏被源源不断的押往京城，乾隆干脆将审理伪稿案的权力收归刑部，由军机大臣介入追查。可即便如此，审来审去，整个伪稿案就如同一团没有头绪的线团，愈发让人困惑。
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说没有官官相护，打死乾隆都不信。
最终，无奈之下的乾隆只能找替罪羊。没有首犯，那就制造一个，先让这桩案子体面的结束，然后再回过头收拾那些阳奉阴违的家伙。
于是，一名来自江西、且已经被捉拿审讯的下级武官卢鲁生浮出水面。而这一线索的发现，实际上是来源于乾隆对江西巡抚鄂容安一道奏折上的朱批。
鄂容安在该封奏折中一共汇报了四条线索，而乾隆却只对其中卢鲁生、卢锡龄父子传抄情节表达了严重关切。他在朱批中写道：“此二人速行解京，看来此事已近，勉之。”
卢鲁生，时任江西绿营抚州守御所千总。据他自己交代，他是于乾隆十五年七八月间，与一众军中同僚在籍州卫千总李世瑞家聚会。席间有人拿出了一份奏折，说是朝廷的大事，要给大家看看，主人家李世瑞还当众念起了这份奏折。
然而根据当时在场所有武官的供述，他们都难以准确回忆起究竟是谁带来了奏稿，某甲说是某乙，某乙说是某丙，某丙说是某丁。至于卢鲁生在最初的供述里，竟然记不起在这场饭局上大家曾一起看过稿，反倒说是他的儿子卢锡龄拿给他看的。
其实在伪奏折案的追查过程中，这样的情况太多了。
不过清廷在最后的结案报告里认定，伪奏折最初的抄件就是卢鲁生带来的，于是就有了以下的传抄路径：
参加那场聚会的所有武官都将奏折抄录了一份带回家，随后传到了抚州所衙门书办彭楚白那里，之后便迅速在抚州民间流传。仅过了一个月，江西粮道手下的书办们全看过伪奏折，不过他们所看的抄件，居然是杂役火夫从城内一家肉铺得来的。
紧接着，一名看过之后意犹未尽的书办就抄了一张送给了袁州卫守备衙门的书办，然后就顺着长江传到了江宁府的一家酒馆里。酒馆老板的堂哥在人来人往的酒店薄夹(收银用的钱包)里发现了这份奏稿，然后他就传给了一名不知身份的家伙，又传给了江西临江府清江县樟树镇上一个开鞋店的小老板。
好吧，这个在后人看来无比荒诞的传播路径，乾隆就认为就是真的，而且必须是真的。
到了乾隆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一道突然发布的上谕昭告内外：孙嘉淦伪奏稿之正犯已经被抓获，正是绿营武将卢鲁生。
伟大胜利终于到来了！从京城到地方，无数官员欢欣鼓舞，他们纷纷上表，祝贺皇上正人心而息邪说，吏治得以整饬，消灭了试图给圣朝和圣主抹黑的宵小。
案件是结了，可刑部那儿还关着一大帮押解来的中下级官员呢，地方上也有不少，甚至还有那些查办不力的封疆大吏，该怎么处理？
乾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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