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冬虫夏草数的认定（2/3）_美女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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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冬虫夏草数的认定（2/3）

没反对，表示同意。会议后在没人的场合，她对冠兰说：“冠姐，杨阿伟的第一夫人徐琳蛮会做人的，我老公就是她一手提拔的，唉，我不知道怎么办好？”

冠兰笑了一下回答：“哦，我知道了，谁叫我们是姐妹呢？”下面的话还要说下去吗？

中国的人情世故太复杂，找熟人办事似乎是一种惯例，这种惯例的演绎，为行贿受贿提供了温床。在法制文明发达的国家，不管是谁工作之余上法官的家门，或者请法官到酒楼茶楼一坐，谈案子方面的事请求帮忙都涉嫌行贿或者类似我国妨碍司法公正罪。再说法制文明发达的国家也没有人愿意出面为案子上的说情，如果请之，人家会感到奇怪，反问，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不感到这是犯法或者说不感这是耻辱吗？而我国反过来了，你怎么这种蠢，不去找人说情？而被请出面的人为之说情的也乐此不彼。这种现象司空见惯，成常生态了。这既是两种文化的差异，也是两种法制的观念。

像冠兰、英花面对的这种情况，按有关的规定是绝对不能在家里与来求情的人见面的。但是她们拒绝得了吗？这就是中国的特色与国情。

这还算好的，冠兰、英花仅从情字和面子的角度出发，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伸手相助。倘若贪婪，昧着良心，打着哈哈，不说受收大钱吗，弄两个小钱花花不也是小菜一碟！

殷企业总算出来了，与徐琳和民警阿姨一起来的。

辩护人钟大鹏得到冠兰的允许下，来回问殷企业和杨阿伟。

“证人当事人。你送给被告人的冬虫夏草是从哪里购买的？”

殷企业回答：“不是购买的，是我从二弟哪里拿来的。”“有多少？”

“有一盒。”

“你是否全部送给我的当事人？”

“我留下了一点自己吃余下的全部送给了杨阿伟。”

“被告人，殷企业送你冬虫夏草时里面是不是有一张发票，”

杨阿伟答：“是，有一张100万元的发票，放在冬虫夏草的下面。事后我才见到。”

“证人，这张发票是哪里来的？”

“发票是我让我二弟开的，他是做药材生意的。”

“证人，你为什么不如实向办案人员讲清楚，冬虫夏草是从你二弟那里拿的？”

“办案人员没问我，只问我是不是送了100万元的冬虫夏草，我说是，有发票为证。同时，我怕检察机关找我二弟麻烦。”

下面的发问两个问题与询问熊老板的一样，如“你为什么要开虚假的发票？”“你为什么在检察院不如实讲出自己开虚假发票的事情？”

殷企业的回答与熊商人的回答几乎是一个版本，好像一个师傅教出来的。

英花发问的开场白也与发问熊商人大同小异。

“证人，你201年4月15向检察院办案人员的陈述之词是否属实。”

殷企业：“是。”

“审判长，请允许通过电子视频展示证人，4月15日向检察院办案人员的陈述之词中的相关内容。”

“允许。”

电子视频上显示证人殷企业在检察院的供述笔录：“我去杨书记办公室，目的是请求县里降低土地起拍价，他不愿意，说没办法。于是我拿出事先准备送的冬虫夏草给他。他说不要，我放在桌上就走了。”

英花又问：“证人，以上这段话是不是你所言。”

“是我所言，但我没有完整的表述清楚。”

“审判长我的发问完毕。”因为展示的这段笔录任何人都知道，殷企业之所以送冬虫夏草，目的是请杨阿伟出面降低土地起拍价，英花认为没有必要再问下去了。

殷企业说：“审判长，请允许我就公诉人刚才展示我向办案人员所言，再一次表述本意。”

“允许。”

“在县里宴请我们这些商会会长时，我就听说杨书记有咳嗽的老毛病，我当时还说过送点好药他治病的。后来我在二弟那里拿了一点冬虫夏草准备送他，在他办公室里见面开始谈的是请求县里降低土地起拍价的事，这不错，但杨书记不愿，他说是县里决定了的事没办法。他要去乡镇调研，出门之前，我拿出了冬虫夏草送他，杨书记说不要，还说如果是为了降低土地起拍价而送我冬虫夏草，请我拿回去。我说是送给你治病的药与任何事不搭架，这才没吭声，于是我放下冬虫夏草就走了。”

冠兰以为英花会继续发问，并示意她是否还要发问，谁知她低下头在看案卷。

钟大鹏赶紧插话：“审判长，允许我向被告人发问。”

“允许”

杨阿伟：“被告人，在县里宴请商会会长时，你是否说过你有咳嗽的老毛病？”

“是。”

“宴会上殷老板是否说过送你冬虫夏草的事？”

“说了送点好药，但没有说是送冬虫夏草。”

“殷老板送你冬虫夏草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杨阿伟重复在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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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冬虫夏草数的认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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