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海盗（5/7）
的80多颗头颅悬挂在村头河边的大榕树上，复将关押在村庙里的妇女儿童悉数掳往匪船[41]。海盗的行动对珠江下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破坏,以至30年后(道光二十年)，林则徐还谈到：张保红旗帮等“盗伙数万人，劫掠商民，戕伤将士……粤省滨海村庄，受其荼毒之惨，至今间巷传闻。痛心切骨”[42]。
“粤东之患,莫大于洋盗”。[43]对于的连年肆扰，清政府尤其是粤省当局采取了什么对策呢?
历代封建政府对于农民起义与盗匪起事,莫不采取剿与抚、或剿抚兼施的政策。这一时期清政府对的政策也是如此。清军水师对海盗的围剿政策基本上是一贯的，水师师船常年巡海，官匪之战时有发生。但是常见情况是，官匪相遇,双方一般都采取避战策略，即使开战，官兵遇小股海盗时。获胜机会较多。后来海盗大帮迭起,官军吃败仗的概率增大，以致师船常常守港避战，即便出海，亦多劳而无功,如“以败贼闻名”的广东“总统巡洋水师”、左翼镇总兵黄标在嘉庆八年九月受到皇帝斥责：“总兵黄标等督率兵船在洋面捕盗数月之久，未获一贼，缉捕不力，著交部议处”。再如嘉庆九、十年间,因剿匪不力，广东提督一职三易其人[44]。
至于招抚，嘉庆四、五年间粤省当局作过尝试，囚当时海盗有西山方面的庇护，收效不大。嘉庆九年底,素以“平叛”著称的那彦成被任为两广总督。那彦成抵粤后，在兵力部署、地方团练、海上作战等方面确曾进行了一番整顿，但在嘉庆十年秋一场颇具规模的而战绩甚微的清剿雷州洋面海盗的战斗结束后[45]，他迅即把精力投到”招抚”海盗的计划上。那彦成在沿海城乡遍贴“通谕口岸接济自首免罪”、“通谕裹胁难民杀贼投诚立功赎罪”等告示[46],规定一名海匪来投,可免其罪并赏银10两，有些匪目还可得到官衔。当年秋冬,约有3千名海匪投诚,数十名匪首当上千总、把总、外委等官[47]。清廷与广东巡抚孙玉庭对此持反对态度。孙玉庭奏称，不下数万，若尽行招抚，“藩库缉捕项”银两将很快告竭，对那些“罪皆凌迟斩枭”的海匪,不但不问其罪,且赏以银两，荣其顶戴，以致民间有“为民不如为盗”之谣[48]。清廷认为投诚海盗“皆悬赏购募，非穷蹙求生”,实属不当，下旨申斥。那彦成我行我素，最终被革职查办，清廷以“直督吴熊光督粤”[49]。此后数年,清政府名为主剿，实则剿无成效。广东海疆匪氛大炽。
在匪势猖獗、兵势孱弱的情况下,很多官绅针对“在洋之盗，十犯九广”的情况，提出“弭盗之法,尤宜加意于粤广”[50]。他们提出的对策包括团练说、碉堡说、塞港策、标本兼治法等,如此种种，对于防剿海盗不能说没有一点作用，问题在于当时吏治败坏，营伍废弛，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匪强兵弱、兵不敌匪的状况。
五、的结局与简要评价
嘉庆十四年底至嘉庆十五年(1809——1810),处于峰颠状态的很快走上了大批投降、剿灭的道路。在此，我们先对的这一结局及产生这一结局的动因作些分析。
嘉庆十四年冬，郭婆带与其头目郭就善等就“投首”问题进行了一番争辩，最后郭婆带决定率众投首，“令随库作呈投递”。这份投降文书是否出自郭婆带黑旗帮还有争议[51],但它对的起因、活动状况与投降动因作了解说，其中说到：“今蚁等生逢盛世，本乃良民,或因结交不慎而陷入萑苻，或因俯仰无资而充投逆侣，或因贸易而被掳江湖，或因负罪而潜身泽国,其始不过三五成群，其后遂至盈千累万。加以年岁荒歉，民不聊生,于是日积月累，愈出愈奇,非劫夺无以延生，不抗师无以保命，此得罪朝廷。摧残商贸，势所必然也。然而，别井离乡，谁无家室之慕；随风逐浪，每深萍梗之忧。倘遇官兵巡截，则炮火矢石，魄散魂飞；如逢河伯行威,则风雨波涛，心惊胆落。东奔西走，时防战舰之追；露宿风餐，受尽穷洋之苦……伏悯虫蚁之余生,拯斯民于水火；赦从前冒犯之愆，许今日自新之路”。
郭婆带为投降作了充分准备,先是与官府“间谍”取得联系，接受粤省当局“擒获巨匪,呈缴船只炮械。方准投首”的指令。稍后在嘉庆十四年冬大屿山之战时，张保红旗帮陷入重围,向郭婆带发出求救信号,郭“因投诚心切，不肯往救”，并于十一月间,“将母亲及兄弟子侄等在雷州府海康县港口报明上岸”,并令“未能归帮之头目”冯用发等“陆续报明投首”。不久，郭亲率大帮投降，在大星洋面遭遇张保大帮,张保因郭失信不救，且欲投降官府，立即下令攻击。结果，因张部连续与官兵作战，人困船破，械弹匱乏,反被郭婆带打败，郭部“击毙张保仔伙党并落海淹死者一千余人，生擒三百余人”。当时另有“东海霸帮内头目冯超群等欲行投首”，郭遂带同往投，时当嘉庆十四年十二月，粤督百龄亲往归善县受降。郭婆带黑旗帮及冯超群股“其伙众五千五百七十八人，妇女幼孩八百余人，大小船一百一十三号,大小炮位五百余门,刀枪等项器撒共五千六百条件……[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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