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聪儿的几个问题（2/11）
嘉庆元年三月初十日（即辰年辰月辰日）亲临现场领导的。翻阅有关史料，始终没有发现足以证明这种看法的根据。倒是襄阳起义军一些成员的追述，为我们提供了说明事实真相的某些依据。
襄阳起义军由三支队伍所组成，即王聪儿、姚之富领导的齐家营（襄阳黄号），高均德领导的高家营（襄阳白号），以及张汉朝、刘起荣领导的襄阳蓝号。高均德回忆起义情况时说：“嘉庆元年本县（襄阳）张知县又查拿邪教，将我拿获……彼时张汉潮（朝）已于二月间起事。我回家……遂随同张汉潮打仗。”[7]高成杰说：“嘉庆元年……三月间，有同教的张汉潮谋反起事，我就跟着同走。”[8]马应祥说得更加具体：“嘉庆元年二月里，张汉潮手下聚有一万多人，就在枣阳县起手造反。小的师父高成杰并高二、高三、高均德、马五们，听见张汉潮造反，就同小的于三月二十八日竖起白旗，称做高家营。”[9]
以上是襄阳白号领袖们的叙述，而襄阳蓝号成员的有关回顾则更加明确，如张汉潮的儿子张正隆的供单上说：“嘉庆元年三月，先是刘起荣、张时（什）在襄阳起手叛逆，齐王氏也随后反的。”[10]张时指出：“嘉庆元年三月间，张汉潮等先在黄龙垱桃山庙起事，齐王氏、姚之富在夹河洲、邓洲起事，高二、高三、马五在高家湾起事。”[11]
综合起义者们的回忆及有关材料，襄阳地区被压迫者的起义情况如下：刘起荣等假借老师傅张汉潮的名义首先在他的家乡附近的黄龙垱举起义旗；随后姚之富在他的家乡彭家疃附近的夹河洲，高均德在其家乡高家湾附近的三合镇分别起义响应，后来形成著名的襄阳起义军，而不是王聪儿直接领导或亲自发动的。
传说王聪儿在齐林被害后，“祝发为优婆夷”[12]以避免统治者的注意。统治者在她牺牲后指出：“该逆首发剪后复蓄，长不盈尺”[13]，从而证实确有其事。可见六省教案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王聪儿正在身居简出，尽量避免与外人接触，很难参加多少起义的准备工作。
令人费解的是，尽管有关王聪儿组织、发动大起义的材料很少，即使有几条，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可是有的论著却以想象代替事实，无限拔高王聪儿，而对于已有若干史料证实其为湖北地区大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姚之富，竟然避而不谈。下引材料有助于人们了解事实的真相。
湖北当阳起义军领袖陈德本说：“乾隆五十八年……认何显明做师傅……上年（乾隆六十年）本县查拿邪教，何显明就说，襄阳老教头姚姓寄信来说，来年（嘉庆元年）三月初十日是辰年辰月辰日，同教的人要收缘了，知会大家谋反，各造兵器。”[14]“襄阳老教头姚姓”，显然是姚之富。这一时期当地除去他之外，史料中没有出现第二个姚姓教首。
湖北保康县起义军成员曾世兴被俘后供称：“小的父亲曾拜姚之富、姚文学为师……本年（嘉庆元年）二月十三日姚文学带了多人，到小的家里，说劫数到了，要抢城池。”又说：“姚之富、姚文学父子是分路纠人，姚文学在郧阳一路纠伙分抢，听得姚之富在襄阳一带，率领同教，在那附近地方四出抢劫，是以未到郧阳。”[15]房县收元教徒祁中耀也说：“本年（嘉庆元年）二月内，姚文学带领同教多人，到三里坪地方，说要起手烧抢。”[16]
这些叙述表明，收元教在六省教案中遭到严重摧残后，恢复湖北地区的组织、进一步准备当地武装起义的重任，主要是由姚之富等人所承担的。尤其是姚之富，在继承宋之清、齐林等人的未竟事业中，作了突出贡献。他才是湖北地区白莲教大起义酝酿、发动阶段的关键性人物。
有关王聪儿的论著中，几乎一致肯定她是襄阳起义军的最高领导者，认为这支队伍由她“率领”和“负责指挥”。可是事实却远远不是这样单纯。
首先，襄阳起义军是由三支独立的队伍所组成，彼此虽长期密切合作，还是没有产生一位军事总指挥。
襄阳白号由齐林师兄高成功之子高均德直接领导，“高家的人最多，原叫高半边”[17]。这是它能和襄阳黄号分庭抗礼的一个原因。高均德本人也承认：“营里一切事情……其实还是我指拨调度。”[18]
襄阳蓝号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张汉朝并不属于宋之清的收元教系统。张正隆说：“白莲教有南北二会，南会是小的父亲，传习刘起荣、张时……等；北会是齐王氏，传习姚之富、张天伦……高均德。”[19]这里，北会显然指齐林弟子姚之富及高成功之子高均德分别领导的襄阳黄号和白号，他们都属于宋之清系统。张汉朝的教派，张正隆不曾指出，但不会是宋之清的门下，否则就无从解释它为何被称为南会，以与宋之清、齐林一派相区别。六省教案有关收元教的材料中，没有涉及张汉朝这个派系的任何情况，也是两者不属于同派的印证。襄阳蓝号初期的重要领袖刘起荣，乾隆五十八年曾见到浑元教教首刘之协，后者给他“黄绫一块，上写经咒，说带在身上可避灾难”[20]。宋之清与刘之协因“争教”事件（收元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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