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关于西路军的回忆(2)（2/2）
由于没有电池，无法和中央联系。
进入祁连山之后，我认为应该尽快和中央取得联系，于是命令负责电台联络的几个同志，要想尽一切办法接通电路，修好电台。当时负责修电台的同志真是立了大功（可惜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了），我们终于和中央联络上了。中央指示我们向新疆星星峡方向前进，中央派人在那里接我们。接到中央的电令后，我们这支几遭惨败的红军部队，如同失散的孩子听到了母亲的呼唤，顿时士气高涨。
大家坚信，只要能活着到达星星峡，就有出路。于是我和工委的同志带着这支百折不摧的钢铁队伍，向甘新交界的星星峡方向前进。
大概是4月中旬左右，我们行至星星峡附近的安西城。当时我们部队已所剩无几，又经历了非常艰苦的战斗和行军，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因此我坚决主张部队绕过安西城，不惊动城里敌人，直奔星星峡，与中央代表汇合。但李特坚持要打，因为他从出城的老乡口里打听到城里只驻扎200人的民团，没有马家骑兵，可以打个胜仗鼓舞士气，得到给养和休整。我不同意，认为当时不是什么鼓舞士气的问题，而是尽快把部队带到星星峡，尽最大可能保存实力，部队不能再受损失了，更何况我们对城里敌人的情况并没有搞准确。但李特这个人很固执，虽然我是工委书记，但他是四方面军的参谋长，不听我的，我也没有办法。
战斗一打响，我们才知道安西城并非只有200多人的民团，当下午马步芳又调进两个骑兵团甘肃省委党史委调查，安西城敌军新增加兵力为两个步兵营、一个骑兵连。见《悲壮的征程》（上册）第94页脚注。
这一仗使我们又牺牲了200多名将士，这是西征的最后一仗。我们不能再硬拼了，我坚决命令部队立即撤离。当我们边打边退到白墩子时，跟着我们工委突围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部队又一次遭到致命的打击，同志们个个悲愤难忍。我立即命令警卫员邱正基，立刻从原路返回，凡是遇到我们的干部战士，都叫他们沿着兰新公路的电线杆子向北撤，到星星峡集合。到了星星峡以后，我和李先念同志联名给陈云同志打了电报，电报打得很简单，也很有气魄。陈云同志接到电报后，立即给我们回了电，盛世才还派了一名武官来看我们，这个武官给我们印象很好，不知他现在是否还健在，很感激他。在星星峡我见到了陈云同志。
陈云同志平易近人，也很有头脑，我们早就认识了。陈云同志代表中央召开了大会。会后决定在新疆成立新兵营，西路军的部分战士留下来学习一些军事技术，如炮兵、坦克兵等。这部分人后来都成了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军事技术人员。同时，陈云同志还选了一批优秀的同志去苏联学习，我记得有刘鹤孔等同志。
1937年底，我乘飞机到延安。先抵达甘肃的兰州，谢觉哉同志在那里接待了我们。之后到了西安。西安是林老在那里。我和谢老、林老、徐老长征前就认识，在革命队伍中他们被尊称为“三老”。长征时我经常和“三老”在一起，很是敬重他们。
西路军在星星峡整编之后西路军余部的整编，是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进行的。参见《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第3页、第214页。，我们这段悲壮的历史算结束了。在这段极其复杂，极端残酷的历史中，我只能我自己问心无愧，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哪怕只剩下一个人，我也没有向敌人、困难低过头。个人的历史总带有偶然性、客观性和局限性，但革命的历史进程，绝不会因任何个人的成败、荣辱而停滞，她将永远向前。这就是结论。
李延风整理，原载《悲壮的征程》，原标题为《我的回忆》。李卓然同志，湖南湘乡人，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西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共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后历任八路军后方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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