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酒后相吐槽（2/3）
吏的职责，惟以催科为要。“日夜从事，惟急催科”。所谓教化，所谓赈济，所谓安民，所谓恤狱，全部被搁置一旁。从此开始，考课地方官吏实际不再重视教化抚治，唯以催科为事。
以上这些，用大白话，如果你还想当这个官，或者还想往上爬，那么什么政绩，什么教化，什么利民工程，境内发生什么重大灾害，什么治安刑名清平，这些统统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年国家该征收的赋税，你给办好。征收足额，你的考核就是卓异！可以升官顺便自己发财。征收不足，那你就是无能！轻点的下台，严重的还要下狱。
如此看来，乐亭县县尊对于本县子民还算是温和的，如刘捕快所，可以称得上青天大老爷。
换到其他地方，比如陕西，在崇祯元年起就有农民杀官造反，连绵至今。为何？当时，陕北和关中北部连年发生灾荒。天气久旱不雨，草木枯焦，赤地千里，饥民外逃，饿殍遍野。饥荒加之疫病流行，百姓死毙愈多，“草木尽，人相食”，农民“皮骨已尽，救死不瞻”。但朝廷及陕西巡抚乔应甲不但不减免租赋，赈济灾民，反而增派所谓“新饷”“均输”等赋役，严令官吏督责。各地官府刑狱中，抓押的“刁民”人满为患，严刑拷税之下，冤死相望。
如此，造反？死路一条。不造反？等死！总之老百姓没有活路了，那就他娘的杀官造反吧！当时的农民军有句名言：“左右是个死！造反而死，死前起码还能吃饱饭！不作饿死鬼而死，死也不冤！”
来去，现在这大明的州县官员实在也是不好当。就这征税，力度了，赋税征不上来，力度大了，恐激起民变。除了这些，还受多方牵制，州县守令上有督抚巡按藩臬催逼索要，下有乡宦、生员、胥吏把持地方，州县难作，动辄罹罪，清廉者不容于方面上下，贪赃枉法者自然如鱼得水。
再明代乡绅士大夫，他们势力强大，朝廷非但不予以限制，反且借助他们对州县官进行监督，比如本庄里的周秀才，上能达权贵，下能呼应乡里，如此一来乐亭县尊要想在任上顺利施政，就必须取得如县里周秀才这类的乡绅支持，反之，则什么都干不了。而周秀才呢，也要靠县尊的保护方能使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既然国家规定的赋税每年不可减少，那么周秀才吞没那些土地，隐匿想要逃税，怎么办？没的，份额自然转嫁给那些无钱无势的泥腿子们了。
由此话题展开，于旺悲哀的想到一个问题：大明是谁的天下？朱家的天下？不！是乡绅士大夫的天下，他们是国家组成的基石，没有了他们的支持，也就没有大明的天下。但是这些国家的基石却带头挖国家的根底，前后大明国运两百余年，在他们辛勤不缀，历代子孙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下，崇祯十七年，大明帝国终于轰然坍塌。
而起明代州县的正式官员极少，属州与县衙，其职官最多不过四人，比如知县、县丞、主薄、教谕等等数人，这些人是国家正规编制，公务员，偌大几十万人口的州县就靠这几个人来管理。
那些从科举考场中拼杀博得官位的老爷们懂“钱谷刑名，田赋统计”吗？当然不懂！那他们又靠谁来帮忙治理？靠的是州衙里的胥吏，比如眼前的刘捕快就是其中一位。胥吏们当然也不能什么都事事亲办，那么胥吏之外又多了白役、防夫、快手人等。这些人就是后世有名的“合同工”，坏事赖事他们上，出了影响不好的大事，自然也没的，推出来背黑锅。古今同一道理。
而重要的是，胥吏没有俸禄，甚至没有薪酬，在某些富县顶多有一些定额的“常例银”。加上人手众多的，白役、防夫、快手人等。大家都是要吃饭的，只要国家征收赋税，发财的时候就到了！上下就层层加派，层层截留。而这都是大明官场默许的潜规则。大明的正税其实不多，可怕的是地方附生出来的无数加派，这是正税的几倍，甚至上十倍。在这种环境下，清官也无所作为。难道你都把这些人赶跑了？**黑暗是传统！再招人也是换汤不换药。你一个外来的光杆县令，犯了众怒，没有本地人帮衬，能办成什么事情？
不知不觉中，于二姐上了下酒菜，刘捕快和于老爹酒热正酣，频繁敬酒，大口吃菜，话也有些大舌头了。于旺在旁凝神细听。忽然刘捕快问于老爹道：“亲家公!你不要以为衙门胥吏地位低贱，狐假虎威，只能捞点钱，那你就错了！就衙门胥吏这些职位除了世代相传，偶尔出缺，你想干，还是要花钱买的！这么罢，看位置，肥缺的价钱自然高，没什么油水的价钱位置比较便宜。你知道朝廷盐院书吏的位置卖多少钱吗？”
“不,不，不知道！”于老爹大着舌头，迷瞪着眼道：“多，多，多少钱？”
“哈哈哈哈！”刘捕快红着眼睛狂笑道：“朝廷盐院书吏一名，顶首银一万两，盐道书办八千两，广盈科两千两，其他房科，最少亦四五百两。而且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大明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哈哈哈！这就是我泱泱大明呵！”
虽然刘捕快这个时候是在笑，但笑起来比哭还难听，于旺心中暗暗叹息：“刘捕快外表看来市侩狡诈，但内心还是有那么点良心，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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