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5章 甲骨
文字起源于何时，虽难确定，但根据考古材料的证明，甲骨文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一种比较成熟的字体。｛，周初金文，从笔画到结字都与殷商甲骨文、金文相近。此期作品，以清道光年间歧山出土的康王时重器《大盂鼎》的铭文为其代表。
其它如武王时《利簋》铭文，《大丰簋》铭文；成王时《令簋》、《大鼎》、《令尊》铭文；康王时《麦鼎》铭文等也属于这一类。把这类铭文与商《骨匕刻辞》、《帝辛四祀卣》和墨陶片等去对照，会发现它们之间的许多相同之点。
笔画大都首尾尖细，中间较粗，“父”、“有”、“民”、“吏”、“十”、“辛”等字收笔一画，起笔尖细，行笔渐重按成肥笔，落笔又归尖细，形成这时金文特有头尖、腹大、尾尖短的蝌斗尾巴形画。
西周自昭王起至宣王、幽王止，金文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其法的主要特点是（一）笔画圆匀。起笔、收笔、转换大多为圆笔。使后人学习篆必须用藏锋、裹锋、中锋运笔才能得到篆笔意。这种圆转、藏锋的笔画就是后来隶、楷中圆笔笔法的由来。草的使转也从中得到启示。
结体比周初金文更紧密、平正、稳定、富有规律性。如铭文中有四个“武”字，结构完全一样，重心平稳，上下呼应，有避有就，可以说是结构紧凑的好范例。
从章法上看，除最末一行稍显拥挤处，通篇之中纵成行，行距小；横有列，字距大，为后来汉隶碑版如《曹全碑》一类章法开了先河。其中有界格的《大克鼎》、《小克鼎》、《宗妇簋》章法尤为严整规范。《虢季干白盘》字距、行距都很大，显得特别疏朗开阔，是西周金文章法中最有特色的一个。
春秋战国五百年间，东方诸国的法，如鲁、杞、纪、祝、齐、戴、燕、晋、苏、曾、陈、郑、蔡等，都较多继承了成熟的西周法的特点。西方的秦国亦继承了西周金文的法特点，并产生了划时代的优秀法作品——《石鼓文》。石鼓文是十个馒头形石头，每石刻一篇有韵的诗。诗的体裁类似《诗经》的四言诗。
刻石的年月，自唐宋以来，就议论不定，有人说刻于周初，有人说刻于后周。唐人以为周文王或周宣王，宋人始提出为始皇以前的说法。近代学者认为是秦刻石者甚多，但仍有文公、穆公、襄公、献公诸说。
唐兰先生根据那时的铭刻、文学、语汇、文字及法的发展，证实石鼓的制作为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论证全面，很有说服力，如无新的提法，似已成为定论。《石鼓文》用笔圆劲挺拔，圆中见方。结体有略趋方正之势，促长取短，务取其称。字距行距开阔均衡整齐，疏朗若晴空星月。
字大逾寸，近于大篆。雄强浑厚，朴茂自然，为“家第一法则”，不为过誉。后来李斯整理的小篆，就由此脱化而来。历代临摹者很多。《秦公簋》和《秦公钟》的铭文与《石鼓文》相似。其它如虢、虞的法亦与《石鼓文》相近。此外尚有字体委婉流动、结构疏密均有意夸张、纵长的徐《洗儿钟》、《子钟》、中山王墓出土的铭文等。
还有参差错落，结体狂怪的《楚公钟》、《楚王恙鼎》铭文等。至于兵器文字如鸟虫。《越王州句剑》铭文属于篆美术字一体；玉器铭文、古空文字、货币文字、符节文字，简册遗墨等又各具特点，往往一字数形，在苑中形成了百花争妍的盛况。
一字数形，后人称为奇字，什么叫奇字呢？就是和古文不一样的体。《说文解字》上举了一些例子，大多是古丈的别体字，或增减它的笔画，或变异它的形体。
《汉?杨雄传》说刘歆的儿子刘棻曾经跟杨雄学奇字，就是指的这种体。从文字上的功用上讲，这种各具特色的体和一字多形的现象，恰好给法提供了极可宝贵的资料。
钟鼎文和甲骨文一样，写起来很不方便，一般的法家无从问津。清中叶以来只有一些好古的人如张廷济、吴大癕等人才去追摹它。
大篆也叫籀，又叫籀篆。但也有相反的意见。据《汉?艺文志》载，有“史籀十五篇”，自注云“周宣王时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汉光武帝年号）时亡其六篇。”又说“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也，与孔子壁中古文异。”据清人王国维在《史籀篇疏证序》里说，太史籀当为篇名而非人名，这种字体同钟鼎文又有同有异，“上承石鼓文，下启秦刻石，与篆文极近。”“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只能说基本是如此。石鼓文可为代表。
秦始皇时定体为八种，谓之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五曰摹印，六曰署，七曰处，八曰隶。虫又叫鸟虫、鸟篆，以鸟虫头起笔，以虫身屈曲为线的篆美术字，是战国《越王州句剑》铭文一类体的延续；刻符如《新妻》、《阳陵》皆为小篆；摹印为方正的小篆，开汉印篆体的先河；用于门榜，封简题字署，刻于兵器的，都是大篆、小篆或隶应用范围的变化而已。所谓的“秦八体”，以汉字形体而论，不外乎是大篆、小篆、隶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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