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节（2/3）
堆臭鸡蛋兼烂菜叶。
政府主席毕竟是国家脸面，弄太过分了大家都不好看，于是示威人群就转头去找外交部算帐。
外交部长王正廷重新感受了一下十二年前的那场类似风暴（五四运动）。
学生冲入他的办公室（似乎那时候连卫兵都不敢随便拦阻示威学生，也真够牛的），二话不说，就把一瓶红墨水砸到了他的头上。
王部长顿时头破血流，额头上纵横交错，分不清是血水还是墨水。
伤口很痛，然而他的心可能更痛。
这就是他的下场。
一个为推行“革命外交”而竭尽全力的外交家的下场。
一个在弱国背景下拼命争取母国权益，使中国得到英美德意等西方列强承认的干才的下场。
一个不畏艰险，敢于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立志收回东北主权的勇者的下场。
现在，他得到了所有的报偿。
辱骂，攻击，殴打，从精神到肉体，遍体鳞伤（重伤三处，膝盖严重骨折），差点成了跛子。
天乎，地乎，谁可为我作证，这一颗赤子之心。
第二天，外交部长王正廷黯然辞职。
他曾经豪情万丈。可是历史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兜了一圈之后，他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巴黎和会那令人无比沮丧的场面之中。
弱国无外交，这是一个铁则。
外交奇才顾维钧努力过，革命外交家王正廷也努力过，最终他们仍然只能选择相同的命运。那就是：u!
（111）
2009-10-2019:21:00
看到南京政府在群众中极不讨好，广州政府赶紧顺应民意，在民主政治之外，又及时打出了积极抗日的口号。
在报界媒体和请愿学生面前表演爱国秀，自然是嘴皮子利索的汪精卫的拿手好戏。
他一边借机大批老蒋“不民主”、“不抵抗”，一边振臂高呼，声称要“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一时在舆论界大受欢迎，被学生奉为政治领袖，争相要求他到南京主持党国大计。
抗日，并且一定要强硬，俨然成了全国通用粮票。如此一来，南京政府的形象马上变成了十恶不赦的坏人政府，而广州政府则成了为民鼓吹的好人政府。
跟中国这边一样，日本社会各界也把向政府施压变成了一股潮流。
你中国学生会搞爱国运动，我日本学生也会拉横幅，喊口号，举行“爱国示威”。
愤青们一边为关东军的“英勇行为”欢欣鼓舞，一边组织捐款义演，要慰劳东北前线的“广大爱国将士”。
日本舆论界也完全支持关东军，一边称赞关东军的行为是“爱国行为”，一边指责政府施行“软弱”政策。
二战结束后，面对战败的苦果，很多日本史学家都承认，当时的舆论界应对挑起战争负起相当大的责任。
巨大压力之下，若榇内阁若不想被选民提前炒鱿鱼，惟有跟军部唱起一个调子，表扬关东军“忠勇可嘉”、“战果辉煌”，并对所有“有功之臣”进行了“表扬”和封赏：
作为“总策划师”、首席功臣，石原莞尔第二年即从中佐晋升为大佐，荣升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并兼任作战部作战课长。
板垣不久升为少将，担任关东军参谋长一职。
这两人因“满洲事变”的策划成功，自此成为了日本国的“战斗英雄”。
就连事前一无所知，事后仓促上阵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也沾足了光，后来不仅升为大将，还挤到皇帝身边，当上了天皇的伺从武官长。
其他人等也加官进爵，鸡犬升天。
事到如今，南京国民政府要再说一句不积极抗日的话简直就没法活人了。
为了挽回影响，不被广州那个党内最大的反对派压倒，老蒋赶紧指示南京政府外交部对日本提出严重抗议。
同时紧急召开会议，决定暂停和广州政府的“相互讨伐”，并做出随时准备抽调中央军北上抗日的姿态。
他还电告张学良，不得背着中央政府对日本作出任何领土让步，生怕这位兄弟被逼急了，又和当年的“中东路事件”一样，自作主张地弄出一个《伯力协定》出来。到时候，背黑锅的毫无疑问还是他老蒋。
嘴上喊打喊杀容易，其实心里没着没落。
全国军队说起来有百万之多，但老蒋实际能指挥和调动的就他的中央军。
真的调去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胜负且不论，江西的红军怎么办？广州那个开除他党籍的国民政府如何对付？
让老蒋最担心的事是：万一中央军抗日“抗”光了，他老蒋如何自处？这可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钱。
关于这一点，老蒋比谁都拎得清，自己能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呼风唤雨，说到底，靠的就是手上掌握着枪杆子。如果一旦打光了，到时候恐怕连个鬼也不会再答理他。
其实，关起门来大家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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