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7节（1/2）
2010-8-288:55:00
老蒋在收到秦德纯发来的急电后，即刻回复。
宛平城要“固守勿退”，给我坚决顶住，同时赶快想办法对29军进行全面动员，我会马上派兵支援你们。
这几年来，老蒋跟日本人打交道已经养成了一种“职业病”，几乎可以说，日本人屁股一翘，就得捉摸对方大概要拉什么屎了。
对于“七七事变”，宋哲元认为只是过去“丰台事件”的重复，鬼子的目的无非是想把塘沽协定划定的那点圈子继续扩大，或者顺手敲点竹杠而已，小打小闹，动作不可能太大，因此“倭寇威胁间接甚于直接”，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和手段予以化解。
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也不是全无道理，但老蒋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
事态很严重，而且极有可能扩大。
作出这一判断，老蒋凭的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敏感和直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创立的一个对日情报机构。
国民党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简称国研所）。
这在当年是一个非常绝密的部门，获取的情报只供给老蒋一个人，所以即使在国民党最高层，也少有人知。
早在三个月前，国研所即判定，日本陆军可能会在华北制造事变，而发生事变的时间，应在8月之前，最迟是8月上旬，最早是7月间。
国研所虽是搞机密情报的，却也不是测字先生，他们如何算得这么准？
因为8月在日本陆军中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日子。在这个月，陆军内部要依例进行大范围的人事调整，谁走运得到进一步重用，谁倒霉转入预备役部队，都得水落石出见分晓了。
国研所的情报表明，这个时候，陆军内的各个势力已经把在中国“争功”，特别是推进“华北自治”作为谁上谁下的一个重要砝码，“华北自治”的难以推进也成为很多人加官进爵道路上的绊脚石，所以在“八月异动”之前，他们是非得花力气搬开不可了。
老蒋于5月下旬，即“七七事变”爆发的一个多月前，就已通过国研所获知了这一重要情报，这才能得出“七七事变”来者不善，是“直接威胁”，不可等闲而视之的结论。
至于对策，他的办法是沿用绥远抗战以来的策略，即以硬对硬，通过积极进兵北上备战，以吓退日本的侵略企图（“或可戢其野心”）。
他甚至认为，可以乘此机会，除去华北的两个心头之患：撤退丰台日军驻兵以及取消冀东伪组织。
卢沟桥之变虽是不祥之兆，但世上的事从来都是说不准的，有没有可能从此因祸得福，睡觉反而更安稳呢。
7月9日，即事变的第二天，老蒋升起中军帐。
征调三将：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集中4个师，开往河北，归宋哲元在保定一体指挥。
以上三路人马都是中央化了的地方军，基本都能听命于老蒋。还有一个靠得很近，但独立性相对强一些的，也就是居于河北的东北军万福麟，老蒋要他开往北平以南，以加厚29军的预备力量。
这是军略，在政略上，则遣出两名中央大员前去华北。
第一个是时任军令部长的徐永昌。这一位负责坐在板凳上看。通过设行营于石家庄，在督导冀察军事的同时，还得跟老阎打好招呼，协调双方的行动。
第二个是参谋次长熊斌。这一位负责来回地跑，跑的地方两点成一线，就是保定和济南。
干什么呢？拉住宋哲元和韩复榘，以免日本人又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大做文章，离间我们。
对外要备战，对内要抱团，这套打法，老蒋已经操练得很熟了。
（815）
2010-08-2911:50:56
可是老蒋的大动干戈，却反过来把宋哲元给吓了一大跳。在他看来，日本不可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像处理“丰台事件”那样，对日本人让一下步，即可“内部解决”。如果让中央势力这么一进来，以后想赶都赶不走，这才是对自己的最大威胁。
当然，老蒋的调兵遣将以及连颁金牌，宋哲元也不能全然不顾，而宛平和卢沟桥那里传来的枪声，更让他无法再心平气和地安坐于斗室之中。
7月11日，宋哲元终于离开山东乐陵。
可是他去的既不是援兵集结的保定，也不是“品字阵”的中心北平，而是侧翼的天津。
天津是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去那里，就意味着宋哲元既不愿调度各路人马准备，也不会直接去指挥29军作战。
他是去谈和的。
有人说，这姓宋的是不是脑子烧坏了，你怕老蒋打你地盘的主意，要单干也成，那为什么还不赶紧带着自己的29军直接去卢沟桥“驱狼逐豹”呢。
问题的症结在于，此时的宋哲元也遇到了难题，而这个难题却是发生在他的内部。
与日军对比，原先除了占有人数的优势外，“品字阵”的防御体系也是宋哲元的一大得意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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