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8节（2/2）_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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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8节（2/2）

。因为在冀东投靠日本人的殷汝耕当初是他推荐的，加上汪精卫一倒，自己处于对日外交的风口浪尖，舆论甚至一度把他与殷并列，猜测他们可能是一伙的。

当时有人劝他，对日外交是个大火坑。郭泰祺怎么样，“一二八”中日谈判时几乎顶替了部长的位置，结果被人一顿死揍，差点给打残了。自此之后，宁愿不做部长，跑到英国当大使。无它，避祸之道也。

唐有壬听后，脸上顿时失色，遂答应友人，要跳出这一是非旋涡，也谋个国外大使当当。

可是晚了。

第二天下午，他就在自家门口遭到剌客狙击，身中四弹而亡，其状惨不忍睹。

以前的外交家不过是被骂上一通，挨顿拳脚，现在却要子弹伺候了。一时之间，外交部几乎成了全国危险系数最高的一个政府机构。

里面外面都是子弹，老蒋在外交政策上也做出了调整。

民国二十四年（1936年）7月13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他给对日外交又划了一道线——

“最低限度为保持领土主权之完整，至不能容忍之时，即作最后牺牲。”

记得五大上，他说过：“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现在实际上是把何谓“完全绝望时期”具体化了，那就是连领土主权都保不住的时候，“如逾此限度，当不惜决战。”

对于老蒋来说，能做此强硬表态，并不完全是迫于舆论压力。

（702）

2010-06-1610:33:43

从签定《塘沽停战协定》开始，屈指一算，已将近三年多了，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准备，都应该有些进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国二十四年（1936年）2月29日，即4个月前，南京政府正式实施兵役法，以征兵制取代清末以来实行的募兵制。

根据吕思勉先生的考证，中国的征兵制其实由来已久，以汉朝为最盛，所以当国将相才能放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那样的狠话。

吾国五千年文明史，唯汉唐风景独耀，不能不说与其时祖先皆能自强自励有关。光看看那时候的人物造像就知道了：武人着甲佩剑，个个英姿挺拔，猛得不行，文人峨冠博带，人人仙风道骨，腹有韬略。那叫一个精神，一个雅致，一个飘逸。

再翻翻我们的民国人物照片吧，似乎满眼都是灰色，看着都让人提不起精神。

吕老先生就说这笔账得从大唐中晚期开始算起。从那时候起，曾经强到极至的汉人纷纷患了富贵病，自己不想打仗，都用雇佣兵，想依靠别人来帮自己看家护院，如此恶果叠加，遂有安史之乱那样的惨祸。到宋朝，更有杯酒释兵权，全民皆兵的征兵制终于把舞台让给了募兵制，大家把心眼儿全用到提防自家人身上去了，致使国门大开，再也无力对抗塞外如狼似虎的游牧民族。

结果呢，一会儿蒙古人打过来，一会儿满族人扫过去，汉人越活越没脾气，越活越没精神，最后不仅老祖宗的雄健去了，满蒙悍勇的一面也没学着，却尽袭承了他们身上因循守旧的一面，一点英武气也没了。

现在要备战，准备和早就实行征兵的日本人较量，就只能捡起汉唐传统，重新搞征兵制，逼着大家拿起刀枪剑戟去打仗。当然了，我们搞什么东西都走样，到抗战中后期，征兵差不多变成了祸国殃民的“拉壮丁”的同义词，这是后话。

除了征兵制外，就是依靠朱培德等人实施精兵制。到老蒋放豪言的时候，在南京政府第一期国防计划中，整编60个调整师（亦即外传的“德械师”）方案已初具规模。

人说话是要有底气的。征兵精兵的推行，无疑给老蒋带来了一定的底气。有了底气，判断时局就会有些不一样。

他判断日本还是不敢真打，虽然经常挥着拳头吓人，但最后还是要自找台阶下的（“盖余始终认定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不久彼必觅旋转之途径矣”）。

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退让呢，何况现在实在没什么可退了，再退的话，不如跟朝鲜那样，把中国全交代给日本算了。

当然，这讲的是原则，具体策略上，他还是准备使用二元外交的故伎，即弄一个人到前台去，能拖多久就多久。

可是谁肯去呢，都到玩儿命的程度了，大家都是情愿当大使也不想干部长。

年少得志的高宗武此时已升任亚洲司司长。他曾经很自得地提起，老蒋有意让他当部长，不过他自己没这个心思，因此没当成。

其实小高的自我感觉实在是太良好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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