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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节(2/4)


鉴于王赓受过较严格的军事训练,起码的保密安全意识还是有的,我觉得他的这些话有一定的可信度,而从淞沪战后,日方的反应和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似乎也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日军从王赓身上得到了什么重大启发。

19路军之所以退守,原因很多,把责任都推到一个人身上,显然是不够客观和公正的。

倒霉的王赓此时却已百口莫辨。

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当即解除了他的独立旅旅长职务,并转交军政部军法司关押。“一二八”会战结束后,他被翻来覆去审查,但均未发现有泄密情况。最后,军事法庭作出裁决,以“事先未得长官允许,擅离戒严地点”为依据,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

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的王赓进了牢子后就一病不起,虽然被宋子文提前保释出来,但已元气大伤,从此再未能获得重用。

好人一生平安,可信乎?

我常常深感疑惑。

好人王赓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在他的继任者当中,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无比耀眼的军事天才——被称为中国隆美尔的孙立人,可这跟可怜的王赓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只要看看他亲自训练出来的古鼎华团在战场上的表现,我们就知道,如果能再给他一次机会,这个人的才能和业绩也许并不在孙立人之下。

可是谁知道呢,这大概就是每个人都难以逃脱的宿命吧。

某种程度上,战场的成败就是谈判桌上的砝码。中 队顶住了,日本军队没进展,这就使第三次英美调停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2月28日,也就是王赓在租界被日本海军陆战队逮捕的当天,由英国人做东,中日双方谈判代表在英舰“肯特号”上举行非正式停战谈判。

参加谈判的中方代表是顾维钧和19路军参谋长黄强。日方代表是对外交不算外行的野村吉三郎和日本首相特使松冈洋右。

这个松冈洋右并不简单,我们后面还要介绍。

在这次谈判过程中,顾维钧主动提出,中 队可以从现防线后撤40里,但条件是日军也必须从租界和现有阵地退出。

由于战场上实在没捡到什么便宜,野村起初对这一提议倒也没觉得太吃亏,只是面子问题要紧,坚持中方先撤,他们才能后撤。

一下船,野村就后悔了。

眼前这种战场状况,就算中 队先撤,日本方面也已脸面大失。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打不过中国人才“乞降”的呢。况且,我们还有王牌在后面,那就是即将到沪的白川大将和更多的援兵。

得出的结论是:这事不能干。

可是在谈判桌上,已经亲口答应人家了。

不要紧。看清楚了,这是“非正式停战谈判”,又没签字画押,能赖就赖,能拖就拖吧。

于是,“肯特号”谈判结束后,野村和松冈全都自动隐身,到哪里都找不到人了。双方达成的口头协约自然也成了画饼充饥。

第二天,他们日思夜想的大救星终于来了。

2月29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乘坐“妙高号”巡洋舰到达长江口的第一停泊点。

事实上,从白川离开东京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

3月4日,是国联召开特别大会的日子。在这次大会上,将重点讨论中日上海案,而从外务省内部透露出来的消息,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对日本有利。

也就是说,他必须在这个日子来临之前在上海击溃并消灭支那军队,否则,就是失败。

从现在开始,还有4天,他必须倒过来计算。

(234)

2009-11-3019:06:51

姜,还是老的辣。这一点用在白川身上并不为过。在听取汇报后,他马上意识到,如果继续跟着自己的前任们的脚步走,别说4天,40天也未必能真正结束上海战事。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从盐泽开始,日军不断增兵,但是中国守军却越打越勇,而且丝毫不见疲软迹象。一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本来气势汹汹杀来的金泽师团和久留米混成旅团不但寸功未立,自己还被人家打得没了脾气。虽说拿下了一个江湾,但说出去实在丢脸,因为那地方就等于是人家拱手相让的。

不错,这次他将把两个主力师团派上场,可以大大增强前方的攻击力和战斗力。问题是时间来不及,而且中 队也不是没有后援。其时,第47师(上官云相师)、第9师(蒋鼎文师)正向上海移动,第1师(胡宗南师)已接近长江北岸。

这位说了。人家日本的军队说派就派,虽然隔着大海,一个命令下来,没几天工夫就能登陆上海滩,怎么就你们这三支部队迟迟缩缩,都到家门口了,还不能过来参战?

客观的原因,是由于双方军队的机动化能力和水平不在一个档次。

更客观的原因,则是由于我们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或曰制江权)都不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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