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2章
“文革”的基因分析——章立凡
《决议》在评价“文化大革命”时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这段话若从另一角度解读，则“文革”的动因并非“党内路线斗争”，更像是一场权力斗争。最简洁的表述是：执政党领袖利用军队的支持和人民群众对官僚体制的不满，发动政变推翻了经由宪法程序选出的国家元首。
林肯有句名言：“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产生什么样的政府。”（ha h ppl havig ha h gvr havig righ aay）对于文化大革命——这场全民卷入的历史浩劫，仍有若干因素值得反思：
（一）政治体制垄断：不容政治异己，不容分享利益，不容异质思维（如前所述）。
（二）民粹主义基因：民粹主义的特征是抬举民众，蔑视精英。它没有特定的思想内涵，视其社会情境或反对的对象而定，基本上可以与任何意识形态结合。胡绳曾指出**在建政后出现的民粹主义倾向，其实这一倾向在革命成功前即已存在于中共内部。民众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从发动群众斗富人、知识分子、干部到挑动群众斗群众。“文革”中**的名言是“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会见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谈话记录，日）
（三）“国民性”中的暴力基因：暴力的基本特征是蔑视人权。以“均贫富”为目标的农民起义，是王朝更迭的主要动力，形成了中国以暴易暴的周期性内乱。长期生活于封闭农业社会的中国人，人格常常处于分裂状态：一曰太平顺民：从圣、从众、从权，无独立人格，集体无意识并甘受奴役，爱作“自了汉”且冷血围观横暴；二曰乱世暴民：喜依附权势帮派，只讲站队,不论是非，逢乱时由奴颜婢膝的顺民，迅速变身趁火打劫的暴民，易被野心家利用。
（四）蒙昧主义教育和个人崇拜：美国一中学老师曾做过一次“法西斯试验”，用希特勒的手段来管理学生。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在学生中赢得了绝对的权力和威望。“克里斯玛”（harisa）式的魅力型领袖，在专制封闭的后发国家尤其有市场。“文革基因”部分来自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的造神运动，是反智的民粹主义产物。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推行的苏式教育生产线，从设计上就不是为建设公民社会服务的，其基本特征是排斥独立思考，将人制作为大机器上的标准件。
（五）封闭社会环境下的生存、发展权利不平等：1949年后的“一边倒”政策，令中国重走闭关锁国的老路，自外于世界主流文明。在发展模式上仿效苏联，以剥夺农村来发展重工业；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民的迁徙自由，令农民沦为“二等公民”。“均贫富”革命的结果，是干部享受特权而全民“均贫”，“共同富裕”的承诺成为泡影。伟大领袖巧妙利用民间蓄积的愤懑，用“造反有理”的口号点燃炸药，将全民推入“炮打司令部”的狂潮，实现了他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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