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87章（1/2）
拾月霜寒：“文革”认识的几个误区
李泽厚先生说：把文革简单的看作权力之争，是肤浅的。
可惜，如果不把文革看作是权力之争，就上当了。
**发动文革，目的就是用群众运动的烟幕，掩盖权力争夺的实质。
很多人辩解：以当时刘少奇所掌握的权力资源，根本无法对毛构成威胁。
这话没有错，事实上，无论是彭德怀、张闻天、王稼祥。还是刘少奇，林彪，对毛的最高权力都没有野心，甚至满怀臣子式的忠诚。刘少奇是主抓行政工作的，没有丝毫迹象显示，他在觊觎党权。他所做的，只是从毛的权力羹锅里舀去一勺汤水，而这，是**所不能容忍的。
可以为此佐证的，是文革时期所树立的近乎变态的个人崇拜。（后来毛自己也感觉无趣，拉了林彪来做伴）。
文革认识的误区之一：文革是思想斗争，路线斗争。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被逼退二线。刘少奇主持行政工作，恢复经济。这时，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经确立，刘所做的，只是用更灵活的方式盘活经济而已。对于毛的所谓“总路线”，刘少奇等人小心翼翼的不予触犯。“三自一包”，只是作为公有制的补充形式，只要具备起码的经济常识，就不难看出，这对改善民生当然是有利的。这一点，**心知肚明，但是，为了打倒刘，却一口咬定：这是资本主义路线。
62年之后，经济的恢复工作是显著的，大饥荒所造成的困难局面得以扭转。刘少奇的工作，救了很多国人的命。不过，这要了他自己的命。试想，掌握着无限权力的毛退居二线，而经济工作却起色了——对于毛来说，这就是背叛。
彭德怀反党了，张闻天、王稼祥反党了；刘少奇叛变了，贺龙、陶铸叛变了，最后，硕果仅存的亲密战友林彪也叛变了——
上世纪60年代末，一位名叫李九莲的19岁女子给未婚夫写信，私下里疑问：毛与刘的斗争，究竟是宗派之争，还是路线之争？这封信被告发，李九莲遭到逮捕，后被执行死刑。
毛与刘的斗争，究竟是宗派权力之争，还是路线之争？这个问题，今天庇护文革的诸公，如何回答？
“文革”认识的误区之二：“文革”是一场群众运动。
今天持这种观点的人，恐怕很难界定“群众”两个字，就好象很难界定“人民”两个字一样。谁是群众或人民？是不是读了书的人民就不是人民，就叫做“臭老九”，是不是富裕了的人民就不是人民，而成为了地主资产阶级？是不是做了官的人民就要算做“当权派”？
当年的实际情形是：权力说你是人民，你就是人民；说你不是人民，马上就再不是人民。刘少奇、彭德怀等人，本来是人民，后来不是了，支持他们的人当然也不再是人民；林彪先前当然是人民，后来也不是了，连累了很多人也不再是“人民”。
事实上，当年的中国，只剩下一个人才配叫做“人民”。
文革时候，更加没有自发的群众运动，有的只是在权力绝对领导下的运动。北京大学的“大辩论”就曾经发出过反对毛的声音，很快的“军管队”进驻大学，指导革命方向了。早请示，晚汇报，晨祝、晚祷，忠字舞，语录歌——而当年，更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说错一句话，读错写错一个字，弄破一张领袖像，摇身一变成了“反革命”，家破人亡——
所以，文革决不是什么“群众运动”，更没有什么“四大自由”。那是在权力绝对领导下的群众运动，说到底，是纯粹的“权力运动”。
“文革”认识的误区之三：文革时代，政治是廉洁的。
这是对文革最大的误读。**为了独擅大权，要除掉刘少奇等人。但是，有一部纸面上的宪法挡在那里，还有一个名义上的“共和”挡在那里。所以，毛要发动宫廷政变，只好打乱全国形势，浑水摸鱼。为此造成的国家经济的巨大损失，即是毛的“贪权”导致的。
1960年代的“大饥荒”，很多国家伸出援助之手，被毛拒绝，而与此同时，大量的粮食出口或“支援”其他国家；70 年代的大地震，国际社会要救援，同样被拒之门外。这样做，为的只是毛的面子，当然，宣传要说：这是为了国家的面子，自力更生。
毛的这张脸，价值几千万条生命。
历史的真相是：且不说**自延安执政以后，私生活就极不检点。文革期间，天文数字般的领袖像、领袖像章、领袖塑像、语录碑，发行量世界第一的领袖选集、语录，疯狂的个人崇拜背后，是对民脂民膏的巨大浪费。
但是毛最大的腐败，却是贪污了两个字：共和。
今天很多过来人的记忆里，文革是个单纯朴素的时代。不错，在这段岁月里，传统文化的余荫仍在，革命的理想正在燃烧，虽然一个特权阶层已经成形，但是他们只集中在权力上层，还没有蔓延到社会。暴力革命的“均贫富”之后，虽然阻遏了社会的经济活力，却制造出一个公平、平等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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