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06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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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改革转向：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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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改革的出师不利，导致戈尔巴乔夫把改革主要目标转向了政治领域。他认识到官僚主义、长官意志等苏联体制的弊端对苏联发展的迟滞和破坏作用。1988年，苏共召开了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会议上做了《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明确提出“要根本改革政治体制”，通过“革命性改革塑造社会主义新形象”。〔17〕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在倡导苏共一党制下的民主。公允地说，他看到了问题的本质，认识有可圈可点之处，然而他采取的措施确实是令人不敢恭维的。
高明的政治家善于不但善于发现问题，而且善于解决问题。戈尔巴乔夫善于发现问题，却不善于解决问题，甚至制造新的问题。民主化、公开性、权力归苏维埃这些口号和认识本身都是正确的，但具体的实施，却要掂量掂量。如何使得社会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改革，如何把握住全局不使其失控，让社会的演变按照一个稳定的轨道进行，这是任何一个高明的政治家所必备的素质。然而，戈尔巴乔夫显然不具备这些素质。
一个长期在高压严密控制下的社会肯定不会健康发展，但是解除桎梏却要讲究方法策略。因为长期的独裁统治下的人民，往往被当作孩子看待，独裁者显然不希望人民具有独立思考分析能力，因此总会打击各种思想异端；并且灌输臣民意识，抑制公民社会的形成。在这种情形下，人民的自律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都难以获得较大发展。如果突然解除压力，人民反而无所适从，容易被各种极端主义的漂亮话所俘获。因此，我认为民主性、公开化非搞不可，但如同戈尔巴乔夫一样骤然放开，必然适得其反，引发政治狂热，从而为野心家粉墨登场提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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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联盟大厦的爆破手：叶利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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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原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州委书记，后调任苏联中央建设部部长，口碑不错。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相识，基本上是工作关系，但双方曾经发生过不愉快，叶利钦对此铭记在心。〔18〕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将叶利钦调任中央书记、后任莫斯科市委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叶利钦任莫斯科市委书记后，很快显现出了其激进平民主义倾向，和群众一起排队购物、访问贫苦、抨击特权腐败、对干部进行大换班，提出“批评无禁区，公开无限制”，因而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叶利钦的激进主义矛头很快转向了苏共中央，特别是苏共第二号人物利加乔夫。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叶利钦猛烈地抨击了苏共中央改革进程缓慢，并点名批判了利加乔夫的工作作风，立即遭到了几乎全体中央委员的迎头痛击，不久就被解除了相关职务。
如果戈尔巴乔夫在叶利钦下台后把他打发到卢旺达或者巴巴多斯去当大使，也许叶利钦从此就销声匿迹了。但是，戈尔巴乔夫这时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继续让叶利钦在中央任职，而且是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席职务，仍然是苏共中央委员、莫斯科市委委员，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在下台后，叶利钦在一切场合都痛陈苏共统治的腐败堕落、压制民主。是的，这些不是空话，这些都存在，再加上叶利钦被苏共中央清除，因而叶利钦获得了“人民代言人”的称号。作为体制外的破坏者，叶利钦不必承担苏共沉重的历史负担，为了争取权力不惜做出最不切实际的慷慨许诺，因而又赢得了“激进改革家”的称号。从此，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斗争贯穿以后的苏联改革，直到苏联解体。
叶利钦被戈尔巴乔夫排挤出政治局以后，充分认识到自己已不可能在联盟中央层次挑战戈尔巴乔夫。在一半是良心、一半是野心的驱使下，叶利钦利用了戈尔巴乔夫自己提倡的“民主化、公开性”作为斗争武器，直接从群众那里获得支持。他利用当时苏联人民对苏共的失望，利用苏联社会发展中的困境，慷慨许诺，痛陈时弊，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救世主。他凭借充满不切实际的许诺竞选纲领和对苏共的尖锐指责，于1989的苏联首次真实意义上的苏维埃选举中获得的选票，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并担任最高苏维埃建设委员会主席，重新走上政治舞台。
从叶利钦的一贯表现来看，他是一个十足的野心家。在当选最高苏维埃建设委员会主席后，他根本就不关心工作，而是成天忙于竞选；他提出的各种口号、做出的各种许诺，完全脱离现实，如表示要在两三年之内解决苏联的经济问题，还清内债外债等；作为中央委员，他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从来都不对中央的国内外政策发表反对意见，在选举中却对中央的任何一项政策都有意见；他口口声声反对特权，但他自己却心安理得地享受住房、医疗的特权。〔19〕可惜，当时的苏联人民没有足够的理性思考能力识破这个政治骗子。
叶利钦就是靠着“激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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