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章 《时代》（4/5）
在他身上。某种程度上，卢斯的存在是作为国民党的驻美大使而存在。他甚至认为，中国是自己除美国之外最热爱的国家。
卢斯一生数次访华，接触的都是少数上层人物。1932年访华与宋氏家族建立密切联系，其后的访问都得到蒋介石政府国宾般的接待。193o年代始，蒋介石成了卢斯理想的代表。他的行为、基督教徒身份，以及他所依靠的以宋氏家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都赢得了卢斯的好感。蒋介石被视为美国明培养的结果和未来的希望，是使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而又不破坏旧有化的第一人。
由此，自上世纪2o年代初创刊以来，《时代》对中国的报道就没有间断过。
早在1924年9月8日，《时代》就将军阀吴佩孚列为封面人物，而这只是它关注中国的开始。童年的卢斯目睹了上世纪初中国的贫穷和战乱，对中国既爱又恨。大后，他又坚信只有依靠美国方式才能帮助中国实现“富强”和“”。为此，他在美国利用手中的杂志，不遗余力地为中国摇旗呐喊。抗日战争初期，美国社会还深受“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卢斯却对中国报以同情，他向中国前线派遣了十多名战地记者，率先在《时代》上大量报道中国抗战。不过，这些报道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和目的性——在大量报道、抨击日军暴行的同时，他还竭力树立蒋介石中国战时领袖的形象，以此获取美国公众的同情和政府的援助。为此，蒋介石、宋美龄接二连三成为《时代》封面人物，两人甚至在1938年被评为年度云人物中的“云夫妻”。国民党将领陈诚也登上过杂志封面。
可以说，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卢斯是真正关心中国的少数美国人之一。《时代》对中国大批量、轰炸式的报道，也确实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美国人通过《时代》了解到了抗战的中国，在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政府和民间对中国的援助也迅增加。
如果说卢斯对中国的热爱，在客观上极大地支持了中国抗战，那么，他对蒋介石的偏爱就背离了他作为职业新闻人的初衷。
蒋介石的立场、基督教徒身份以及宋氏家族的背景，都使得亨利.卢斯将他视为美国式中国未来的希望，并在几十年间全力给予其舆论支持。其实，早在1927年，时为北伐军总指挥的蒋介石就登上过《时代》封面。1932年，亨利.卢斯时隔2o年回到中国，受到了蒋介石政府国宾般的接待，在此期间，他还迅与宋氏家族结下了深厚的私交。当1943年宋美龄访美寻求援助时，亨利.卢斯则专门成立了“纽约公民欢迎蒋夫人筹备委员会”。据统计，在亨利.卢斯执掌《时代》的几十年间，蒋介石夫妇前后十几次登上封面，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中国第一伉俪”。为了极力美化国民党的统治，亨利.卢斯对记者从中国回的国民党不堪、溃不成军，以及深得民心的大量客观报道视而不见，却弄虚作假极力掩盖历史的真相。这种丧失了原则的偏爱，最终使亨利.卢斯在中美关系史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美国的对华政策。1945年日本投降时，亨利.卢斯准备再次让蒋介石成为《时代》封面人物。当时，他的密友、《时代》驻华资深记者白修德(此人后来曾获普利策新闻奖)对此坚决反对。他致电亨利.卢斯说：“如果《时代》明确地、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话，我们就没有对千百万美国读者尽到责任。”由于在这一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二人最终分道扬镳。
国民党政府垮台后，抱着强烈心态的亨利.卢斯，开始极力扭曲新中国及其领导人的形象，为此，他自创过这样一句“名言”——“一个有用的谎言胜过有害的真相”。新中国领导人、周恩来、等都先后登上过《时代》封面，但形象都遭到了恶意扭曲。曾有专家认为，《时代》的许多偏见，都成为了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理论来源。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时代》对中国的报道，偏颇之处仍时时可见。不但渲染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还对西藏、台湾以及中日关系等问题进行歪曲报道。
报刊不会创造历史，但是，它们能够记载和报览历史，影响历史展的可能方向。对卢斯在中国问题上的拙劣表演和，像大卫．哈伯斯塔姆这样锋利的批评家,都只能把罪恶归咎给卢斯,是它接着导致了朝鲜战争、麦卡锡主义以及随后的越南战争。
《时代》的态度，直到卢斯晚年才有所转变。特别是在他1967年去世后，这种变化越来越大。在中美建交过程中，《时代》给予了充分关注，往日那种强烈的偏见也在淡化。1971年，当著名的“乒乓外交”启动时，该周刊就于当年4月26日刊登了一幅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在城上的合影。当年11月8日，《时代》又将周恩来列为封面人物。1972年2月18日尼克松成功访华后，《时代》又在3月6日的封面上，设计了一个抽象的汉字“友”，将画面切割成四块，分别为尼克松与和周恩来的会面、参观城以及观看歌舞演出的情景，明显体现出积极乐观的态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成功，中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时代》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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